据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会上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国内媒体“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他说,对此“绝不能手软”,“政治问题一旦出现,要严厉打击。”中宣部长李长春还在四中全会前的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就要求“坚决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始终把握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把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广东省委紧跟着表态:广东正面临“能否挫败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看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势正在展开,媒体是这场攻势的主要阵地。《求是》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断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认为“各种敌对势力没有放弃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思想理论领域仍然不时出现一些干扰主旋律的噪音、杂音。”他要求“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郁晓”文章,指控“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网络对我实施分化、西化”,“甚至雇用网络写手,对社会热点难点和敏感新闻进行炒作,欺骗网民,误导舆论。”科学研究机构也积极讨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着重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为此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他指出“自由化分子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同我国人民应该享有的自由、民主权利毫不相干”。院长此言隽永义深,令人三思。该院副院长李慎明在一次研讨会上,以“苏共叛徒”和“西方敌对势力”狼狈为奸使苏联轰然倒塌为例,说明西化、自由化的危害。另一副院长冷溶在传达中宣部会议精神时也告诫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我们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在思想理论领域制造很多噪音、杂音,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说到底就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种攻势是有备而来,引人注目。

发动意识形态攻势同时,中共中央还对加强意识灌输做了系列部署。出台《关于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的意见》、《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从正面强化思想意识控制。根据四中全会精神,中宣部提出禁止媒体擅自报道的内容,包括农民上访、建筑拆迁、官民冲突等,特别是涉及蓄意爆炸、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只能发新华社统稿,从负面防止思想意识动荡。这正负两方面的工作部署突出了防西化、分化的良苦用心。此外,对异见人士的震慑则突出了“绝不手软”的政策力度。诗人师涛被扣押,刘晓波、余杰、张祖桦遭传唤,消息传开立即引起境内外激怒反应,纷纷指责胡温政权倒行逆施,明确指出:这是中共决策者真实面目的暴露。

这些冷酷的袭击难免使一些人感到突然。的确,胡锦涛掌权以来一直被厚重的语言盔甲包裹,上下闪烁,四面辉映,令人难摸底细。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处处离不开“民”字,说得何等动听!不过,盔甲再厚重也有掀开而露出内心的时候。只是因为朱厚泽先生在修宪时提出“新三民”应加上“权为民所授”更佳,胡马上指示彻查背景,警惕有人借修宪“反党”,并命令民间不准讨论修宪,不准讨论政改,不准讨论平反“六四”。反应如此迅速,立场如此鲜明,足以看出他的“民本观”的真假。原是一句良言相劝,却要查背景、杜阴谋、三不准,活脱脱一副独裁心肠。或以为只此一事不足为凭,那么,让我们对胡掌权后的重要施政言论稍作回忆,看他在冠冕堂皇的纲领性宣示中强调的是什么。(1)强调中共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明确载入中国宪法的。”(2)强调党的理论的指导作用。在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会上,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他要求马、列、毛、邓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必须起“统领”作用。(3)强调拒绝接纳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他说:“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在纪念毛泽东诞生110周年座谈会上,他描述的理想政治制度框架是:“重点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他认为需要改进的是:“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公平和正义在全社会的实现。”(4)强调拒绝重新评价“六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重复江泽民的评价,认为“六四”镇压是“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上述4方面是一个轮廓,从中不难看出,胡自始就以非常明确的语言、毫不含糊的态度表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党的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政治的一元化,坚持一党专制。还有一项坚持是“无产阶级专政”(应称“法西斯专政”),此项坚持未形诸语言,只表现在实践中。不妨看看当局对工农群众不满的暴力镇压、对政治犯的酷刑折磨、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对异见人士的秘密监视,就可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存在。在此基础上,他当然拒绝真正的民主、自由观念,由此也就必然拒绝重新评价“六四”,政治改革也就不会从根本制度方面着手转型。请想,具有这种类型政治观的党的领袖在意识形态上稍稍收紧罗网,不是势所必然的表现吗?有些人对此感到吃惊,是因为对他的为人还不清楚,对他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此次意识形态攻势的发动使很多人猛然醒悟,进一步识别第四代“新政”的根底。攻势的发动说明胡氏在制造自己的对立面,也在加强自己的对立面,他将不断地这样做下去,不断地使对立面的力量越来越大。

胡锦涛总书记的风向标为什么偏向左转?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将胡作为个体加以考察。他的成长相当顺利,几乎没有重大政治波折。在学校,他是循规蹈矩的孩子,很容易接受党化教育。1965年作为清华大学“又红又专”毕业生,留校兼任政治辅导员,由此走上从政之路。以后在甘肃工作,获得省委书记宋平赏识。移到贵州、西藏,是他平步青云之日。似乎唯一能够显示其政绩的是平定拉萨“骚动”,这注定了邓小平将他钦定为隔代接班人。人生旅途的顺利使他缺乏抗衡剧烈动荡的能力,但低调、听话、隐忍又成为他通向高层的铺路石。从1992到2002年,他做了10年政治局常委委员,应该说是位高权重了,但他在江的阴影下不露形迹,少为人知,既未被委以重任,也未卷入高层权力之争。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邓氏钦定,接班是轮不到他的。经历人生60岁月的这样一位党政军最高领袖,能够在掌权之日做出某种重大政治上的突破,哪怕只是一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件重大突破吗?其可能性概率是相当低的。他不具备做出这种突破的远大胸怀、政治胆略、斗争经验、出奇策划。2003年他成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人们期望新领导公示政治改革意向,翘首企盼的结果却是他对“三个代表”的狂热吹捧,说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表明中共“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将华丽的桂冠扣在“三个代表”头上,这就是胡的性格。后来突发奇想:“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似乎是要做某种突破了。但“党内民主”谈何容易,莫非他不知道江泽民霸占中央军委主席职位是经由何种“民主”程序做到的吗?仓猝提出的这一设想,提出者自己就没有底气,目前这一设想的销声匿迹就毫不奇怪了。

从对胡的个人评价不由想到钦定接班人制度。这个制度的明显特征是近亲繁殖,所得下代必是劣质的综合而无优质的集中。毛氏弃刘而定华,邓氏弃胡、赵而定江,又隔代而定胡,在在都证实钦定接班人之危害。到胡氏这代,已脱尽第一代理想主义追求,脱尽第二代实用主义魄力,从第三代继承的只是“稳定压倒一切”,治理方针只记得“镇压”二字。他的经验局限于“反右”、“大跃进”、“文革”、“拉萨骚乱”,他的视野局限于毛、邓理论和党的文件,所以,依据惯性,他会将社会矛盾定格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高度,解决的办法则是单向思维:镇压。这就是他的风向标编向左转的原因。当然,左转的程度是有限的。他没有能力象毛那样大张旗鼓抓“右派”,也没有能力象邓那样将反右纲领“四项基本原则”捆在总路线的旗杆上。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信仰危机的信号在危胁他将风向标左转的趋势有所收敛。过一定时期,当“西化、分化”又趋高涨时,风向标又偏向左转,直到需要再次收敛,如此循环不已。他似乎想不出什么新招儿。

[二]对胡在党内高层形成的各种关系加以考察。由于历史原因,胡接任总书记后,对权力的行使是相当谨慎的,环境也不允许他充分行使。第一次亮相是对SARS危机的果断处置,获得满堂唱彩,各地皆以真实数据上报,唯上海例外,他无法干预。后来上海发生周正毅案,他雄心勃勃企图抓住不放,无奈再次受挫。即使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他仍然觉察江的影响在周围浮动。中央常委会,根据事先安排,曾庆红在他身后,黄菊在温家宝身后,这样的布局显示安排者费尽心机。常委开会时,如果多数人要求大力宣扬“三个代表”而搁置政治改革的设想,他只能曲意逢迎。所有这些均表示胡在中央常委的最高权威尚未完全树立。

地方权力结构正在调整,以安排胡氏人马。只有上海和广东,目前仍无法插足。各地纷纷在圈地中以建设形像工程为名,抢夺最后一块肥肉以饱私囊。肆无忌惮的野蛮拆迁达到令人发指地步,然而中央无以为计,只得听之任之。经济降温政策遭到一些地方大员明抗暗顶,上海甚至在国务院会议上与总理公开叫阵。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还在发展,所以,只要不爆发中央与地方的公开冲突就算幸事了。

从胡氏在中常委的状况和他掌握地方诸侯的程度看,过去那种强人主政、一呼百诺的状况已不复存在。权力分散把持、相互掣肘的现实,使议政、决策平添阻涩。为防备对方抓“辫子”,各方在政策拟定时均以激烈为上。“激烈”,即“过左”。博弈者为防备对方攻击自己“右”、“适应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需要”,就以“过左”为“坚定”的表现,可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胡氏风向标偏向左转是权力搏斗的必然产物。不妨举一例证:“一国两制”、50年不变,香港奉行自由制度,这是已定格局,但2003年中央要求港府制定侵犯言论和结社自由、防止和惩罚异见活动的《安全法》。可以设想这一决策是如何在中央获得通过的。提出者以维护国家安全、防止颠覆活动为由,要求通过此议,如有人反对,则视为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颠覆活动面前表现软弱、丧失立场。这种“激烈”主张在权力之争中很容易获得通过,而且所有决策者均以为得计。殊不知,强制港府制定《安全法》本身已经背弃“一国两制”的庄严承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种强制不仅遭到港人反对,以50万人大游行来回答,而且强化了港人对中共的离心力,要求港人“爱党”也就增加了阻力。“一国两制”原来也是对台湾和平统一的招示,但强制香港通过《安全法》,这种霸道主张使台湾居民望而生畏,产生对“一国两制”的恐惧感,绿蓝两方拒绝“一国两制”更加获得民众支持,也为倾向“台独”增加了砝码。更不用说,国际舆论对这种背信弃义、蛮横专制做法的批评,使中央政府在世界民主潮流面前露丑。这就是权力搏斗中向“左”看齐使中共更趋保守而无由获得进取机缘的典型事例。任何适于进取的可行的新思维在这种权力较量面前都是无法产生的。试观中共台湾政策、西藏政策、新疆政策,以君临天下之态拟定的僵化的几条,用不变应万变,永无进展。何故?纠缠于权力之争,任何从实际出发的妥协方案均可能被冠以“右”的恶谥,由此杜绝了新政策的产生,从而使台湾、西藏、新疆问题一直处于胶着状态。

[三]从中共整体进行考察。胡作为党的领袖,既影响中共,也被中共制约。这个党在什么程度上约束和支配党的领袖行为,是需要搞清楚的。从中共指导思想看:马克思学说的空想性往往诱导其信奉者超越社会发展的可能,进行脱离现实的社会变革,这就产生了理想上“过左”的基因。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无产阶级恐怖主义,主张以暴力剥夺的方式强制改变社会结构,这就产生了手段上的“过左”基因。有了这两种基因才会产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强迫征粮、饿死3000 万人以上的悲剧。再从中共组成人员看:一般成员固然是农民,但他们影响中央决策的力量极弱。构成高层领导的主要是,流民意识浓厚的稍有知识者,宗奉国际极左理论的教条主义者,旧军队出身的军阀。破坏意识极强是这些人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派生了实践中的“过左”基因,突出地表现在老区土改中。土改本为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老区土改是地主经济、富农经济一起消灭,富裕中农和中农也被“平均”,甚至挖坟掘墓寻找浮财,数百万被斗地富活活处死,活着的地富作为“阶级敌人”被压制终生,祸连地富后代。这样蛮干,对农村经济、社会关系、道德风尚的破坏力极大,消极影响深远。总之,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形成的“过左”传统一直影响中共最高决策,它的领袖很难挣脱这种影响。稍有挣脱表现,如胡耀邦、赵紫阳,立即遭到惩罚。

当然,目前中共的成员构成、文化水平、认识领域、运行机制较前已有不小变化。它正在挣脱野蛮而走向文明。胡锦涛总书记能否在全党走向文明的奋斗中摆脱“过左”的传统束缚呢?有一项指标可以衡量:看他能否彻底甩掉“四项基本原则”。甩掉它就可以豁然开朗,“过左”的危害就容易看清。现在他还迷恋于它,因此,他的风向标还要不时偏向左转。

(2004年12月17日)

大参考总第2463期(2004.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