谔谔之士自有同道

网路上出现了言信先生的文章,反驳我对戴晴言论的批评。看来戴晴现象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原来觉得涉及个人不宜太多,所以欲言又止,意犹未尽。现在不得不再做一点分析。

对于戴晴的评价,我的感觉跟言信先生几乎刚好相反。他说国外人士对戴晴“非常敬仰”,国内人士则疏远提防猜疑批判等等。这些情况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还有相反的情况。当年戴晴出狱不久,来到德国,全德学联邀请她来跟这里的六四同学座谈。学联的同学都还沉浸在参加过六四海外抗争,为惨案悲愤痛心的情绪中,戴晴讲话的具体言辞我已经不复记忆,大致的感觉就是替当局也说一点苦衷。令与会的同学错谔不已。1998年我回国探亲,在北京拜望一对青年时代投奔延安的老知识分子干部夫妇,出人意料的是,当谈到六四和国内种种,他们义愤填膺,对当道的一切不屑一顾,对刘晓波、余杰和韦君宜的言论推崇倍至。虽然没有直接谈及戴晴,我想,对于戴晴的那些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言行,想必也是钦佩和赞赏的。而且从他们的言谈中我还感觉到,他们并不是十分孤立的特例,前后左右还不乏相当的同道。与他们的见面,更令我感觉并不孤单,而且感到北京的各种圈子里信息绝对不是海外所想象的那样闭塞。

言信先生可能交往范围欠广,抑或处事极度谨慎,所以看不到赞同、期许戴晴敢言敢行敢为天下先的人群。根据在国内生活多年的经验,我们不难想象,国内社会,尤其是北京这样的思想文化城市,怎么可能没有对谔谔之士的同情者和关注者。当年反右以后,乃至文革期间,许多被打击迫害的人们之间还不时有一些相濡以沫的点滴襄助或暗中呵护,何况在党内外的思想监控废弛不灵,互联网无远弗届的今天!

家庭出身与财产权力的再分配

言信先生说我“走偏激”,我倒觉得言信先生走偏激了。先生开口就说我用家庭背景来做“个人攻击的炮弹”,指责我“这样的心胸”“像水浒传中的谁?”(当然是白衣秀士王伦)。这样的言辞倒真是人身攻击了。

家庭出身问题,非常敏感,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五十多年,几乎都是讲究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个人经历进行严密政治考察的时代。只是在掌握程度上稍有不同而已。戴不戴帽子,下放不下放,入党、入团、参军、提干、调薪、入学、招工、出国、判刑、审批婚姻对象,无不考查这些政治条件。所谓重在表现,既无客观标准,又无法律依据,纯属对人民的欺骗之词。到了文革中公开亮出了封建门阀制度的反动政策。干部子弟的民间版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基本如此”,国家机关的官方版则是公安六条,公开透露出“杀关管”这类原来内部掌握的条杠。只到今天还没有正式公开关于杀关管子女和海外关系人员不准入党的内部规定。这些政策不知道埋没了多少国家民族的精英人才,制造了多少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共产党历史上并不太讲究出身。毛刘周都是地主富农子弟。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出身的重要干部都是党内不齿的人物。在建国之前曾大量招纳敌对阵营人员的家属子女加入地下组织。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回忆录和文学作品还留有许多相应痕迹,强调阶级斗争之后,才故意掩盖了这些史迹。建国后忽然颠倒过来,强调出身,而且尺度越来越紧,并不是“阶级烙印”一时间突发奇效,而是党政既得利益集团需要垄断社会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一穷二白,资源有限,肥水不入外人田;同时也是为了增添思想监控的恐怖威慑力。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倾向,并公开表达出来,将会损及家属子女的前途,强调株连,足以减少社会的反抗和不满。出身等级制就是共产党贵族集团垄断权力和财富时最有效也最冠冕堂皇的手段。改革开放以后,出身问题并没有结束,当邓小平宣布给地富分子摘帽的时候,党政高层关于“接班还是要靠干部的孩子”之类的声音不断蛞噪起来。大量高干子女或利用权力致富,或直接被选入梯队。自诩为最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人在财产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甚至远远不及封建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公正和宽容。隋唐以后,朝廷尚且实行科举制,密封考生姓名,以科场编号入卷,以文理词章取士,不搞什么政审内查外调,标榜野无遗贤;世界民主国家都有阳光法案,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国家征课高额遗产税,中国改革到了胡温时代,公布政治局成员个人财产还是被否决。各级党政工青妇的选举受党委操控使人民的选举权形同虚设。党委的操控无非是选择社会出身、政治亲疏、教育程度、财产状况之类,看似面面俱到,实质上是根本违背宪政精神的舞弊。比台湾的买票更虚伪,比东德的假票更狡诈。戴晴在妇联大会上勇敢挑战陈慕华的候选人资格就是很好的例证。

谴责当代中国的门阀制度,并不意味着忽视社会出身对个人思想成长的影响。恰恰相反。议论一名社会人物,务必涉及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任何涉及人物的研究和记传,都离不开对人物的身世背景的审视,这决不是攻击,而是分析。也是社会科学常识。

再说戴晴的经历。“叶剑英家族”之类,是言信先生说破的。从现象分析来说,属于哪个贵族家庭,养女、过继、嫡庶,并不十分重要。“受气玩伴”云云,大观园里黛玉宝钗湘云探春各有无尽的烦忧,似海侯门中的戴晴也少不了烦恼。但她毕竟属于那一个社会阶层,没有“跳不出农门”的烦恼,更无“可教育好子女”原罪恐怖。她得以进入平民子女几乎不可能进入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然后又进入政治条件极严格的国防科委下属单位。她可以顺利入团入党,左右逢源。她享受了当时社会相当全面的既得利益。这里并不是断定戴晴是一个利用出身条件狗苟蝇营的小人,而是制度使然。人事档案和外调材料关注的是高干家族和党军亲属,决不过问什么“玩伴”;而且在共产党的门阀制度下自有层出不穷的“热心人士”,关心首长子女成长,借此为自己讨好接近上层做铺垫功夫。既得利益集团里也并非一窝纨绔。严格而完整的教育总会培育出一些出类拔萃的精英。如果本人比较正直,也善于独立思考,如果身非正出,更容易愤世嫉俗,就可能成为异议人物。类似在沙皇贵族集团里产生出坚决反对农奴制、反对专制独裁的十二月党青年军官。上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社会,信息被垄断。干部子女比较容易接触到大小《参考消息》,可以阅读许多“内部发行”的书刊,可以“偷看”一些中央机密文件,可以了解一些党政会议和上层人事中的真实秘幸。触摸国外的各种思潮,结合国内的现实,就可能产生出批判现实的思想。他们的信息优势让他们绕过平民独立思考者不得不长期磕碰挣扎的弯路。这些人中,包括郭世英、杨小凯、魏京生、张郎郎、戴晴以及林立果等不同层次的叛逆类型。

在原文中我说的是高干子女“不易被处以极刑”。不易而已,没说有丹书铁券。例如郭世英和林立果也都死于非命。可是在共产党的法律实践中,王子的确不与庶民同罪是非常明显的。最著名的例证就是同牢囚禁的遇罗克和张郎郎,以及粗口诅咒过中央文革的联动红卫兵。遇罗克被枪杀,干部子女都被从宽处理了。民运理论家曾胡平嘲弄“我把党来比母亲”的说词是自作多情。党从来都是亲疏分明,偏袒自己的子女的。这类现象也不是仅发生在文革时期。王申酉就是在四人帮倒台以后枪决的。至于干部包庇掩护子女罪行的“衙内案件”从中央到地方都举不胜举。言信先生如果再为此强辩下去,恐怕会把所有的平民读者都得罪了。

错误的历史逻辑

对于戴晴本人,我和一些朋友并无成见。读到光明日报上的小说《盼》是我第一次接触她的思想文笔,印象很好。在国外拿到戴晴反对三峡工程的书《长江,长江》,我曾经在《留德学人报》(当时还有德文版)上介绍这本书和戴晴的事迹,向德国朋友解释三峡问题。后来我们又通宵达旦地传阅她关于储安平、王实味的篇章。甚至暗暗祝祷,希望台湾文化界的朋友能够给她发表作品和谋生的机会。

言信断言戴晴从来没有说过六四不是民主运动。我重新核查了博讯新闻网。VOA杨明齐之风报道中赫然写到:戴晴说:……六四“不是遭到镇压的伟大的民主运动”。看来不是我有失公允,而是言信先生不够严谨。

戴晴只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本身就是错误的。改革的进程总是上下下上双向进行的。柏林1953年六一七惨案(参看拙稿《菩提树下碧血斑斑》),主要是工人阶级的抗争,很少知识界的鼓动,也没有美国和西德势力的插手,刚刚送走斯大林遗体,着手改革的苏共领导人还是派苏军用机枪和坦克将这场和平示威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东德和平地与西德合并,享受了民主和自由的果实。正是柏林1953、布达佩斯1956、布拉格1968和北京1989的血腥令戈尔巴乔夫们临危束手,改弦易辙。相反邓小平李鹏和杨尚昆很少面对国际媒体开枪杀人、再遭受国际谴责和贸易制裁的经验教训,他们已经准备用血腥换取稳定了。凭我在国内生活的经验,天安门抗争走到了这样的地步,知识界和学生们再怎么退让,中国党政军领导人不开杀戒是不可能的。与其让他们关起门来虐杀(反右、文革式的虐杀),还不如发生天安门有限的流血,让世界人民直接看到中国独裁者的面目,原来邓小平、江泽民并不比斯大林仁慈一点。

戴晴的历史逻辑也是错误的。她说中央已经在改革,所以六四就是一种后退,破坏了中国温和派的和解努力。上次文章中我列举的史实就是反驳这个结论的。庚子赔款以后,清朝宗室和贵族实行“清末新政”,但是仍然发生了辛亥革命。难道应该说革命太激进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是倒退,破坏了满清温和派的和解努力?辛亥革命之后,宪政不彰,专制和腐败徘徊不去,是不是应该谴责革命,责怪革命一次次踢开温和领袖,改革被断送在极端冒险分子的手中?

浩然之气:粪土当今万户侯

多元民主的本义应该是,各派权益集团都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权利(阶层权益)为宗旨,提出意见和政策,而不管当权者的宣传和顾忌。不揣摩上意,不体谅领导苦衷,相互交锋和制衡,产生的合力刚好比较能代表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权益。

言信先生质问说,浩然之气到底在哪里。我想,浩然之气就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例如,何清莲女士来到德国与我们匆匆见面,答问时她说得好。评价胡温新政,应说是个体制问题。朱熔基的个人魅力和气质甚至超出温家宝,他的豪言壮语,九十九口棺材给贪官,最后一口给自己,准备跨越万丈深渊,传诵一时,可是到头来,僵化的体制令他不能披荆斩棘,革故鼎新。我说的浩然之气就是看破中国专制集团坚持一党专制,压制民主,阻碍进步,除了加速自己的灭亡,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身处国内当然不宜口没遮拦地自找苦吃,但是心中应有如此的崇高理念。出现改革领袖当然可以少流血,少走弯路,可是不能消极等待。抗争和诉求才能催生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改革人物。

戴晴的悲剧正在于她的补天。她常常作出一些大胆的行为,震撼了党政领导的安宁;她又总是在领导温和的承诺里打转,不时说出一些庸人陋见。(这里的庸人,我希望是恩格斯批评歌德时所说的,歌德有时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有时又是德国社会中常见的庸人)她不好好想一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类套话谎言,哪一代领导人实行过一天半日?在国际社会都在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前夕,以戴晴六四参与者和受刑人的身份,说出这样的评语,如何对得起六四死难的同胞,如何去警醒十五年后忽然听说有六四这一段历史的青少年?又怎么对得起自己秦城一年的铁窗岁月?戴晴虽然退党,却并没有从思想上退党。

我叹惜中国的一些争取民主的知识分子常常欠缺一股浩然之气。他们多少还情有可原,他们还要领取党政机关的供奉,还要顾忌党委领导的脸色。戴晴的英雄气短却无法获得许多人的谅解。言信先生说,她已经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失去了过去的社会地位。我觉得,她也已经坐满了刑期,赢得了海内外足够的知名度,可以出入国门。她再坦率地说出更直白的真相,党政集团也不敢进一步捕杀虐待。置之死地而后生。丁子霖、刘晓波、余杰等人的实例已经赫然在焉。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不可能再被剥夺。她可以畅快淋漓地阐说真理。这是多少知识分子梦寐以求而不易得的机会。可是戴晴却常常言不及义。她不糊涂,不装傻。那么还有什么解释?说她仍然痴心爱党,说她愚忠。那是不是她的“家族纹章”(她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关系)荫翳了她的眼光?

大参考总第2277期(2004.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