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请以凡人来看为中国繁荣富强而殉难的杰出诗人刘晓波

 

刘晓波不是“圣人”,而是一个凡人。许多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在“六四”后逃出了中国,我也是其中之一,而刘晓波却遭到了监禁,并为六四翻案和零八宪章付出了生命。1993年后,正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刘霞,使刘晓波获得重生,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

刘晓波被中共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在刘晓波遭受长期迫害而去世的今天,中国和全世界无数人士悼念他、纪念他,但海外围绕他却发生了许多争议。有人宣称他是“圣人”,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投机者”。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对他如何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过程,如何全面地评价他,对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刘晓波的一生有四件大事,走入公众视野。一是他在青年时代向美学权威李泽厚挑战;二是在六四大屠杀前夕,以与众不同的姿态宣布绝食;三是创建独立笔会和民主中国网刊;四是因零八宪章获得诺贝尔奖并被迫害致死。

 

青年时代向李泽厚挑战

李泽厚比刘晓波年长二十五岁,是中国著名的哲家学、美学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作品,影响巨大。在文革前,我就与李泽厚同在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文革开始时,李泽厚三十六岁,当时他够不上“学术权威”,也不是“造反派”,大体上属于逍遥派。在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哲学所几十人住同一大间军队营房,每天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所有人都只允许在自己床位前读毛选和马列,我当时把马列当作历史来读,而李泽厚不简单在于,居然在毛选下放一本康德哲学的书,军宣队走过他床位前时,他读毛选,军宣队不在时他读康德。李泽厚的学术成就是他几十年积累的成果,作为哲学界的同行,当时无人会向李泽厚挑战。文革后几年刘宾雁调入哲学所,在外国哲学研究室作翻译,他对李泽厚也只有钦佩之情。一九八六年,刘晓波在《中国》七月号上,发表了《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与李泽厚对话》,向李泽厚提出挑战。

李泽厚诉诸康德和黑格尔,建立了“理性积淀说”这一美学理论,刘晓波则引证弗洛伊德和萨特,建立了可以称为“个体突破说”的美学理论。这里不谈这两种理论的具体内容,我要指出的是,李泽厚长期在诉诸理性的哲学界生活,突然来了一个充满热情的、诗人般的美学研究者刘晓波,理性主义的李泽厚怎么能够与充满强烈突破愿望的刘晓波进行交手呢?刘晓波在《与李泽厚对话》中说:“在哲学上、美学上,李泽厚皆以社会、理性、本质为本位,我皆以个人、感性、现象为本位;他强调和突出个体主体性,他的目光由‘积淀’转向过去,我的目光由‘突破’指向未来。”

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走向灭亡的起点。

刘晓波参与天安门事件的方式,可以从《与李泽厚对话》一书中找到答案。刘晓波把“理性积淀”看作“枷锁”,刘晓波写道:“理性的枷锁一旦七零八落,人的面前就是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机的宇宙。狂迷的酒神酩酊大醉,创造着最伟大的生命之舞。”纵览刘晓波的一生,可以看到,刘晓波首先是一个诗人、作家,他内心深处的人生目标,就是打破“理性积淀的枷锁”,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在天安门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运动中,如何为自己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刘晓波谈到他内心中“两个我”的冲突时说:“一个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观,不想卷入,因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个人,而鄙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认为在中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有积极的意义。而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着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么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张伯笠、李录、熊焱、项小吉等因当时参与对话而广为人知。天安门广场几千名大学生的绝食,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注意,但不可能有一位没有参加对话的绝食学生会被人们注意。刘晓波对重大历史事件有超越常人的敏感性,以一种“为刘晓波留下痕迹”的方式投入他所鄙视的群众运动。就像刘晓波向李泽厚挑战引起美学界注意一样,刘晓波以“四君子绝食”的方式引起全世界对他的注意,而且刘晓波还以他特有的方式,把“我没有敌人”这样的说法写进《绝食宣言》。刘晓波这些与众不同的作为,就是打破“理性积淀的枷锁”,创造他“最伟大的生命之舞”。

六月三日晚上十时,张伯笠要我参加“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我作了演讲后,有两位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帮助我离开了当时人山人海的广场,十一时多回到建国门家中。这时大屠杀已经在复兴门外远处开始。六四大屠杀,不仅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把数以万计的和平抗议者关进监狱。刘晓波勇敢面对红色恐怖,遭到了逮捕,我却在六四上午逃离了北京。

学卢梭《忏悔录》另辟蹊径

“六四大屠杀”后两天,刘晓波被拘捕,随后被中国官方媒体公开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抓住刘晓波的黑手》。但刘晓波在压力下竟在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上作证,说没有见到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上杀人。一九九0年九月,刘晓波被开除公职,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因说服学生撤离广场被作为“重大立功表现”而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出狱后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从事写作,并参与人权活动。一九九二年,在台湾出版《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该书对他自己作证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人进行忏悔,同时又做自我辩护。

《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是了解刘晓波内心世界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刘晓波的《忏悔录》。我觉得刘晓波在写作这本书时,已经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丧失信心,他企图另辟蹊径,用法国思想家卢梭写《忏悔录》的方式,回归诗人、作家和评论家的生涯,为自己在政治以外开辟一条新路。

《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内有许多刘晓波自我中心的“名言”,如刘晓波说:“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者都抱着个人的目的来利用历史的契机,投机的成功者会由此赢得各种荣誉和利益,投机的失败者将被指责,错过机会者将悔恨。”“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还会一鸣惊人,这是我的本能、天赋和命运。”“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

刘晓波对自己的动机毫不掩饰,像卢梭一般剖析自己内心世界。他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中国专制政治的黑暗,另一方面宣称“我没有敌人”,刘晓波像给刘霞写情诗一样,怀着他所认为的“大爱”宣称“我没有敌人”,这完全是一个追求内心自由的浪漫主义的作家的“独白”。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许多参与中国民主运动而历尽苦难的人,竟然把刘晓波多年来作为浪漫主义作家的“独白”,错当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纲领而对刘晓波大加指责。这正是现在对“我没有敌人”无尽争论的重要原因。

刘晓波的重新振作和转变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刘晓波以及其后他的表现,广为人知。他出狱后,正是由于他看到天安门母亲多年的苦难,在丁子霖、蒋培坤的影响下,在与北京与他一样的六四受难者的交往中,开始重新振作起来,为六四翻案呼吁,为中国前途写作。王军涛说,天安门母亲改变了刘晓波,使他从一个“狂人”转变为为中国民主前途奋斗的勇敢的战士。

刘霞对刘晓波的爱,也是促成刘晓波转变的一个原因。六四后,刘晓波被北京师范大学开除公职,家庭破碎。刘霞进入了刘晓波的生活。一九九五年五月,刘晓波因与王丹、陈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六周年的呼吁书而遭到软禁,后来被处以劳动教养三年,关押在大连。当时,刘霞每月一次从北京坐火车到大连去探望刘晓波。刘霞是当代中国杰出的诗人,她不屑现实的政治,她超越政治,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从刘晓波和刘霞两人的诗,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纯洁的爱和超越政治利害得失的高尚境界。

刘霞在《风——给晓波》里写道:

你命中注定和风一样
飘飘扬扬
在云中游戏
我曾幻想与你为伴
可应该有怎样的家园
才能容纳你
墙壁会令你窒息
你只能是风,而风
从不告诉我
何时来又何时去
风来我睁不开眼睛
风去尘埃遍地

一九九六年刘晓波在《承担——给苦难中的妻子》里写道:

你对我说
一切都能承担
你顽固地让眼睛对着太阳
直到失明化为一团火焰
火焰把海水全部化为盐
亲爱的,让我隔着黑暗对你说
进入坟墓前
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
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
骨碴会划破信纸
写不出一个完整的字
碎裂的笔触刺痛了你
烧灼中的不眠之夜
让你为自己而惊奇
一块石头承担了天地
以其坚硬猛击我的后脑
白色的药片由脑浆制成
毒死我们的爱
再用这中毒的爱
毒死我们自己

一九九六年,刘晓波和刘霞在大连劳教所中领取了结婚证书,正式成为夫妻,刘霞便以妻子的身分到劳教所探望丈夫。刘晓波劳教期满获释后,两人在北京定居,刘晓波从事自由写作。从这时到二〇〇八年,是刘晓波刘霞陪在警察和国安监视下,一面为独立中文笔会、民主中国网刊,为天安门事件翻案而努力,一面与刘霞一同追求为超脱现实痛苦的生活。

零八宪章的唯一献身者

《零八宪章》是当代中国走向民主的伟大宪章,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国内第一批签署者有张祖桦、刘晓波、丁子霖、刘军宁、江棋生、温克坚、高瑜等三〇三人。国外的第一批签署者有方励之、郑义、王军涛、杨建利、王丹、苏晓康、严家祺等人。《零八宪章》的起草人是曾任“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的张祖桦。张祖桦在“六四”后受到打击,离开了中央机关,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法学和宪法理论,研究中国宪政问题,在二〇〇五年就已经写就了后来称为《零八宪章》的几万字文稿。艾晓明在二〇一〇年四月二日与刘霞在视频上有一次对话。刘霞对艾晓明说:“《零八宪章》不是晓波起草的。”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抓时,她在三年前就已经看到《零八宪章》“这个东西”了,“从那一刻我的心就一直提溜着”。

为了纪念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原定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日这一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发表《零八宪章》。在十二月八日这一天,张祖桦和刘晓波同时遭到逮捕。因为胡锦涛在团中央工作时,认识和熟悉张祖桦,张祖桦得到了释放,而刘晓波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刘晓波因被监禁和参与《零八宪章》签名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中说,“证人张祖桦的证言证明:他与刘晓波于二〇〇八年底共同制作完成了《零八宪章》,他也征集了签名,后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对此,张祖桦发表公开声明说,这根本不是事实。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张祖桦被警方传唤时,当主审警员问到其他人包括刘晓波是否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时,张祖桦回答“不知道”。他只回答他个人做过的事和相关问题,其他人的事他不会回答。张祖桦说:“十二月八日警方同时抓捕我和晓波时,《零八宪章》尚未公布,我怎么可能指认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

张祖桦虽然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但《零八宪章》获得今天全中国和全世界巨大影响与刘晓波、丁子霖密切相关。正是丁子霖希望刘晓波联系更多人签名,《零八宪章》才获得许多人签名。六四受难者江棋生在回忆刘晓波时说:“在零八宪章最后定稿的时候,我加上了一句话,就是‘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这句话我加了以后,晓波很高兴,放进去了后来的签署人都认同了。”

现在一些人说《零八宪章》是“向皇帝上书”,江棋生说的好:“《零八宪章》不是向皇帝上书,不是向皇帝谏言。零八宪章是说给全社会听的,是一个革命性的文本,要促成一党专制制度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这样一个革命性的文本。”刘晓波不仅是六四受难者,而且是唯一一位为《零八宪章》献出了生命的人。

在整个人类史上,并不是所有首脑人物都有改造世界的大志,胡锦涛作为一个首脑人物,是一个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懦弱无能、欺软怕硬的人物。胡锦涛视野是卓娅和苏拉,居然把一个仅仅追求言论自由的作家、诗人刘晓波投入监狱,同时也因刘晓波被监禁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三天后,我写了一篇《中华民族复兴的四大步骤》,希望刚刚当选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能够听取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释放刘晓波。我在文章中说: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三天前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是代表了人类的良心发出的呼吁。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在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医学、文学领域和为促进世界和平,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无意与关押刘晓波的中国政府过不去,他们是凭人类的良心发出的呼吁,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政府定刘晓波的“罪状”是因为发表了胡温政权不容的“言论”,是“以言治罪”。从一六一六年开始,伟大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因为在自己的著作中宣扬罗马教会所不容的“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而被罗马教会认为“违背圣经”,受到宗教裁判所长达二十多年的残酷迫害。定罪刘晓波与定罪伽利略一样,都是扼杀人类的自由思想。中国至今没有一位科学家获得经济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缺乏充分的思想自由,以致在科学领域人们的思想也受到无形的束缚。中国在清王朝灭亡一个世纪后至今走不出“治乱循环”,其首要原因,就是到今天的中国,都不容许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大脑去探索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弊病,任何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都被与“颠覆政权”联系起来。所以,“以言治罪”的目的是维护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维护专制。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复兴必须经过四大步骤,

一是独立自主,

二是国家统一,

三是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

四是建设民主政治。

可以说,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国的民主、国家统一、独立自主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没有完成,而正是毛泽东实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毛泽东不能摆脱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反右”和“文革”使他从一个“共和国”的主席变成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帝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一九八二年的宪法和邓小平政治改革的主张,表明他有意识要把中国逐步带离有终身制帝王的封建王朝,但“六四屠杀”,使他前功尽弃。在中国在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有三件事没有完成,一是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二是改变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现象,使市场经济建立在财产权受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基础上,三是,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以法治国,有步骤地进行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政治。

刘晓波的一生,不仅是为中国民主化、而且实质上是为中国的繁荣富强奋斗一生,是为六四翻案和零八宪章付出了生命的人。

刘晓波的负疚和中华民族的悲哀

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的政治,是复杂而残酷的政治。宫廷政治就是这样的政治。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不仅比例高过一般高危职业,而且“凶手”主要出在宫廷内部,“被杀”的方式有十多种。网路上一篇《中国最惨的职业——皇帝》文章说:“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不仅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高,而且,皇室和大臣的“非正常死亡率”也很高。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后几天,林彪大谈中国历史上的政变,惊心动魄,使毛泽东对林彪产生了戒心。林彪害怕政变中“被杀”,就选择了坐飞机出逃的方式。林彪、江青都是“非正常死亡”。胡锦涛胆小如鼠、无所作为,除了性格和能力外,主要是深知中国首脑职业的高危性,为了避免非正常死亡。在人类各种职业中,国王、皇帝、共产党首脑的“职业”最荣耀,也最悲惨。共产党首脑人物为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不自知,所以,共产党首脑人物的家庭大都支离破碎,毛泽东追求独裁权力,导致江青在他身后被判处无期徒刑、自杀身亡,伟大领袖事实上成了“反革命家属”。林彪是皇位继承人,最后的结局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弥补不了家庭的失败,这是全人类的至理名言。然而,刘晓波不知道,在专制政治下,任何特立独行都不容许,当他为自己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时,却给他的妻子、儿子和所有亲人带来了无穷尽的不幸。当然,刘晓波和他亲人的不幸的制造者是中国的专制制度,但刘晓波没有躲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刘晓波才焕然觉醒,他对前妻陶力,感到“对不起她”,对刘霞“充满负疚歉意”。刘晓波前妻陶力,他们在中学开始相恋。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写道:“陶力,我的前妻,我儿子刘陶的母亲,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她。除了我放荡的生活给予她心灵上、身体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外,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渡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刘晓波又提到:“当我在广场上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更没有想过她那受过多次伤害的心灵还在滴血。因此,陶力与我离婚,无论在甚么时候、甚么情况下都是理由充足的”、“像我这样生性放荡而又贪恋社会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不配得到陶力的爱”、“我从事民权运动,得到了美名。陶力呢?得到的无非痛苦、惊怖、焦虑,而她不但病骨支离,还要勉力抚养孩子,和我离婚,是合理合情的。”

刘晓波曾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在千百个女人的身上发掘不同的美。”直到与刘霞相爱,刘晓波才有改变。他说:“如今,我终于在一个女子身上找到了所有的美。”刘晓波由八十年代的风流浪子,蜕变成专情的丈夫。刘晓波于二〇一〇年入狱前发表的《我没有敌人》文章,表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就是得到了妻子刘霞无私的爱。他又写道:

“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
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
你的爱,
就是超越高墙、
穿透铁窗的阳光,
抚摸我的每寸皮肤,
温暖我的每个细胞,
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
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
而我对你的爱,
充满了负疚和歉意,
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

刘霞对刘晓波的爱撼天动地,超越监狱的枷锁,传达到对方心中。

有一位长期遭受监禁的、受苦受难的民运人士在刘晓波去世后在网上撰文说,“七年前,刘晓波以欺世盗名的手段,骗取了诺贝尔和平奖”。事实是,刘晓波本人丝毫没有为自己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想法。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捕后,杨建利、李晓蓉等人与哈维尔、达赖喇嘛等诺贝尔奖获得者联系,由哈维尔、达赖喇嘛等人提名,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我没有敌人”与他写给刘霞的爱情诗一样,并不是为制订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而是为成就他自己创造“最伟大的生命之舞”而写的。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当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今年六月,全球一百五十四位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允许刘晓波和他病弱的妻子刘霞到美国治疗。习近平竟然置若罔闻。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背离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凸显了充满人性弱点的刘晓波追求爱情和“大爱”的伟大。

冯友兰说,人生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贤人”是道德境界的标准,“贤”就是“道德完美”。人在天地境界中生活,则是追求“成圣”。“圣人所做的事无非就是寻常人所做的事,但是他对所做的事有高度理解。”刘晓波不比印度的特蕾莎修女,还没有“成圣”。刘晓波是一位寻常人,是为追求爱情和“大爱”、为《零八宪章》献出生命的“大写的人”。共产党要把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宣布“我没有敌人”、崇尚爱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关进监狱并置于死地,这为苦难的中华民族的悲哀之上添加了新的悲哀。正如刘晓波的挚友陈军所说:“因为刘晓波,我们时代在对良知的守卫上才没有崩塌。刘晓波对苦难的见证,黑暗中的坚守,以自己的殉道将中华民族的苦难提高到了人类共同记忆的高度,同时也为我们几代人的共同追求及理想注入了一种更为高尚的精神品质和美。”

(写于2017-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