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不意一别成永诀——深切缅怀刘晓波老师

 

 

2017年7月13日上午,当地国保来电查问我动向,我借机向他们明确提出要前往沈阳探望病危急救中的刘晓波老师。为获得当局同意,我还表示愿意接受他们派员跟随前往。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网上传来晓波老师已去的噩耗。

 

莫大的悲愤使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争取出席晓波老师的告别会。于是我向北京的师友们了解晓波老师最后告别会的有关安排事宜,但发现没有一个师友得到相关信息,大家只有等待晓波老师家属或当局的公告通知。

 

15日,网上居然发出了刘老师被举行告别仪式及骨灰被撒入大海的图片。看到这些,我完全不敢相信是真的,进而一遍遍反复查看有关消息,最后绝望地久久呆坐于电脑前,任凭脸上泪水垂落,口中喃喃自语——难道晓波老师就这样了结了?难道事情就这样完了?

 

 

初识晓波老师是1988年。当年刘老师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后,引起学界很大轰动。有北师大中文系学生甚至复印了刘老师论文的部分内容在校园中三一八纪念碑前散发与宣讲。在那个中国难得的思想学术活跃的年代,一匹文学思想界的“黑马”跃出,当然赢得众多青年学子的追捧。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自习时,路过师大一阶梯教室,发现许多学生爬到窗户上,还有许多挤在教室门口,甚至有不少人就站在教室外草坪上听。我好奇地前去问一个同学,才知是晓波老师在演讲。我也就想努力设法挤进教室看看,但人实在太多,最后还是没能进入教室,于是只好在窗外墙根下听。那有些嘈喳的扩音器中传出一个稍带口吃但字句宏亮而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其中洋溢着指点文坛、睥睨天下、傲视群雄的气概,给人一种千古文坛舍我其谁之感。事实上,读刘晓波先生当年的文章,也能强烈感到他那种言词的犀利、辛辣、离经叛道与不可一世。所以,听其演讲与读其文章,都给我一种晓波老师是个孤傲不群而难以接近的人的感觉。后来,爬在窗户上的一个同学累了,下来休息时,我乘机爬上去探头远远看了眼里面讲台上坐着的刘晓波先生,由于相距较远,又加里面人实在太多,因此留下的印象并不深。而八九反腐爱国民主运动期间,我在高校对话代表团中活动,而刘老师在天安门前引领抗争,因此也没有机会接触,以致十多年后,再见到时,我都认不出他来。

 

2002年秋的一天,任不寐先生到北京出差,住在动物园附近的宾馆,电话约我过去一见。我到时发现房间中坐着好几个人正在围着一个说话有点口吃者热烈辩论。 任不寐先生上前介绍这个被围者是刘晓波。当时我有点吃惊,仔细看了看,才模糊地感觉有点似曾相识。于是上去握手说:“刘老师可是我们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偶像啊。我是北师大85级哲学系的。是听过您讲座的学生。”当时刘老师楞了一下,辩论中断,似乎想问我点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刘老师读研期间与曾教过我们85级哲学系认识论后出任教育部部长的袁贵仁先生是室友,因此可能他对我报出85哲学系有所触动,或者想了解点什么。然而,在我与刘老师随后数年的交往中,却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与袁贵仁先生的交往事宜。

 

记得当天围着刘晓波先生辩论的人中有万延海,另外几个人的名字就不记得了。由于当天我有急事,大家去吃晚饭时,我就先行告退。之后应师友们之约,在参加北京同仁们的聚餐时,又有幸碰到刘老师,于是渐渐熟识起来,感觉刘老师与我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孤傲不群印象有很大出入。

 

2003年春节前,在一次聚餐时再碰到刘老师,席间谈到独立中文笔会,我表示愿意加入笔会,而时任笔会会长的刘晓波老师则当场表示愿作我入会的介绍人,这让我感到晓波老师待人的真诚与平易。

 

还有一次由鲍遵信先生出面召集在京师友们聚餐。当天由于人较多,虽没有与刘老师说上几句话,但那次聚餐中刘老师的一个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一名服务员来收盘时,有个盘中还剩下几根青菜,那服务员已经将那个盘子端起准备拿走,只见刘老师赶紧伸手从服务员手中接过那盘子,将盘中剩菜与汤汁一并拨到自己碗中全部吃掉。那种节俭,真让人感动到吃惊的程度。后来,我多次与刘老师吃饭中,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个情况,发现晓波老师都保持着此可贵的光盘习惯。

 

2004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下午,我到刘老师家拜访。当时我在北京一民办中学做管理,于是他较详细地问了一些民办学校的情况。我因身在民办学校中,对其中存在的投资者唯钱是从问题深表忧虑。他听后不无疑惑地问:“民办学校虽有很多问题,但总比公办学校要好吧?”对这个问题三言两语显然无法说清,我只是说中国专制极权下的民办学校与民主社会市场经济下的民办学校是不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与教育的本质脱离得更远。后来,刘老师表示愿意在方便时到民办学校去实地看看。由于我不久就离开了那所民办学校,原本想请刘老师前往考察的愿望也就没有实现。

 

2005年夏,代理陕北油田案律师、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朱久虎被陕北地方当局拘押后,知识界掀起了营救热潮,我为此写了《风雨维权路──记朱久虎律师的维权历程》予以声援。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接到晓波老师的电话,他说自己也写了篇为朱久虎呼吁的文章,其中有些材料引自我的文章,特意告知我一声。我当时听到很高兴也很惊讶,为刘老师治学著文的严谨而深深感动。这也为我以后写文章树起了标杆,让我在任何引用证据材料上都不敢草率。

 

2007年11月3日,中国当代民主导师包遵信先生不幸去世后的告别会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当天早上因警方阻扰而使告别仪式无法按时举行。我赶到时看到刘晓波老师与到场警察交涉无果后那种悲愤落泪的情形,这是我唯一一次亲见晓波老师落泪。当然,那是为包老去世还遭到如此不公对待的伤感落泪!但谁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晓波老师自己离去时的遭遇竟更倍凄惨与不公。

 

 

 

2008年7月22日晚上,借奥运会严控到来前的间隙,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老师召集刘晓波、王力雄、唯色、莫少平与我,到著名法学家于浩成先生家附近一酒店聚餐,83岁高龄的于老在他女儿陪同下前来饮酒聊天,而晓波老师一如过往地以茶代酒。席间大家合影留念,我与晓波老师合影时,我站到晓波老师后边,让晓波老师坐着,结果晓波老师坚决不同意,要求要么两人站着,要么两人都坐下。此举动一扫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刘老师性格孤傲的判断,深深感到晓波老师原来是如此平易近人。

 

当晚聚餐大家谈得热烈,喝得尽兴。但不知何故,我竟有种隐隐的不祥之感,当时我捕捉不到这种不祥究竟来自哪里,反复思考后感觉好象是张祖桦老师在做入狱前的后事安排。因为当时《零八宪章》行将发布,相关工作已进入紧张运作。说实在的,对于《零八宪章》出台的风险,在我所接触的人中惟张祖桦老师有最准确而充分的预估,因此他为入狱作好了准备。但局势诡异的是,最后居然当局没有将张祖桦老师投入大牢,却重判了刘晓波老师。如果说当局没掌握情况,那显然不是,因为张祖桦老师面对警方都公开声明自己对《零八宪章》负责,但最后当局却放了张祖桦老师而重判了刘晓波老师,虽然后来有人解读这是为了逼晓波出国,但当局深知《零八宪章》的历史份量,有意避开政治家张祖桦老师而免于树起政治强敌,却将国际聚焦转向文学家刘晓波而稀释掉宪章的后续冲击力,并由此使刘晓波老师在有形的监狱而让张祖桦老师在无形的监狱中予以控制,这可能也是当局的一大图谋。当然,刘晓波先生在《零八宪章》上所起的作用及其八九之后为中国人权民主的不懈抗争,使他有足够的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仅如此,中国还有一批人如天安门母亲、张祖桦、刘贤斌、陈西、郭飞雄、高智晟、秦永敏等等,几十年不懈为推进中国人权民主进步而顽强抗争者,都配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耀。

 

当晚,聚餐者虽明了随着奥运即将到来的严控,会在一段时间无法再见面,但却万万没有想到,居然与晓波先生自此一别成永诀。

 

 

2008年12月8日晚上,我正在电脑前浏览信息,忽然接到张祖桦先生、刘晓波先生被警方带走并被抄家的消息,认识到当局对行将公布《零八宪章》的镇压开始了。之后刘晓波先生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后虽被改为监视居住,但之后又被逮捕,并于2009年12月25日圣诞节被判处11年重刑。

 

2009年元月10日晚上,我被北京市国保总队刑事传唤并抄家。当时国保余总队长在与我谈话中讲刘晓波老师说了我参与《零八宪章》中的一些活动,要我交代有关情况。我当然知道这是国保用晓波之名来讹诈我,但考虑到晓波老师被拘押后一直与外界没有联系,就想乘机设法见见,以了解晓波老师的情况。于是就要求国保让我与晓波老师当面对质。国保自然也没有同意。再见晓波老师之愿就终没有实现。当然,在晓波老师开庭判刑当天,我被房山区国保看守在家,无法前往法院。到判刑宣布后,我曾不无讥讽地对国保说:“你们终于将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人争来了!”并且直言:“难道你们真能将刘晓波先生关押11年?”我当时坚信:中国已到了随时大变的关口,不会再延迟11年的,所以刘晓波老师必然在刑期不满中得到释放。

 

然而,事实却是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中国不仅没有转向文明,而且在野蛮倒退中狂奔,而晓波老师在监狱中熬过了9年,眼看就要刑满出狱,却忽然于2017年6月26日传出他罹患肝癌晚期,并随之很快走完了人生之路。

 

 

 

我生有幸得识晓波老师,由八十年代认为他傲岸不群到后来接触亲感他温和理性而平易近人,期间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剧变的劫难对个体生命的改变。诚如晓波老师自己所言“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 6 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但在这纷纭变幻的外相中,晓波老师有着顽强坚守的不变的本原——我没有敌人!

 

对于“我没有敌人”之论,各界争议较大。要想真切理解晓波先生此论的深意,还得回望此论出台与演化的历程。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在天安门召集侯德健、周舵、高新举行绝食时,起草的《六。二绝食宣言》中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 1. 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在北京市中级法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开庭时作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其中再次明确宣示:“我坚守20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并作出解释:“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由晓波老师自己的陈述中,可以看到“我没有敌人”是对自我的要求,是自我的人生准则,而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描述,更不是否定社会存在民主与良知的敌人,因为他明确看到了“政权的敌意”。所以,当下许多对“我没有敌人”的争论都是脱离了晓波本意。

 

 

“我没有敌人”虽然是晓波老师人生坚守的信条,但它点到了后极权社会的命门,是后极权体制的死穴,具有社会学、政治学与哲学的意义与高度,本质上与东欧转型期哈维尔、瓦文萨等一批思想家的精神相通,在某种程度甚至可以说就是东欧转型思想的中国表述。

 

事实上,后极权社会需要敌人,患有敌人“依赖症”,因而会持续不断制造敌人。

 

因为:后极权社会需要不断揭批、防止、镇压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如果没有了这种“敌人”,后极权社会就显示不出自己意识形态的坚守,而这种立足阶级先进与落后斗争的“敌我”意识形态,只有不断寻找斗争的“敌人”,才彰显其革命性。所以后极权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展开反对、清理“敌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普世价值等等运动。

 

如果后极权制度不在外塑造起“敌人”,在内寻找各种超越权力控制的势力定性为“敌对”,就找不到行使制度镇压惯性的依据,制度的镇压机能就面临丧失,这会根本危及后极权社会的统治,所以后极权社会需要“敌人”来延续制度。

 

后极权主义面对合法性问题通过寻找“敌人”阴谋来对民众恐吓,对统治集团自身警戒、安抚,从而为延续自身粉饰、壮胆。

 

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阻止社会改革,社会中那些可能触及、影响既得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诉求就被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名之为“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或“西化”,从而将一个社会改革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与政权问题上,由此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维护变现成政权维护与意识形态捍卫,使社会改革问题政治化,改革路径分歧“敌对”化,进而实现绑架组织,绑架国家以维护自身利益之目的。这种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借用“敌人”来救助,在后极权社会是极为普遍而有效的。

 

后极权主义对“敌人”的需要显示出其存在的严重合法性危机。在外,世界对极权主义的危害已产生普遍的警惕与扼阻,在内,民众的法制与人权意识日益觉醒,抗争事件越来越多。由此导致了统治集团的整体性恐慌,而恐慌的直接反应就是对一切质疑与反抗进行严酷镇压,将一切异己的声音与行动“消灭于萌芽状态”,这就需要挖掘“敌人”甚至制造“敌人”,通过对敌人的发现与镇压来达到恐吓民间与凝聚自身之目的。所以“树敌”也成为后极权社会赖以存在的一大支柱。为填充虚空的合法性,后极权体制努力寻求社会“敌人”普遍化、暴力化。在这种强烈需要“敌人”救济情况下,后极权主义向前迈进到主动制造“敌人”上。从某种意义而言,极权主义与人类为敌就是在制造敌人。极权主义将人类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竞争上升到理论的意识形态的高度,从意识形态高度宣判了“敌人”的灭亡与“我方”的胜利,使相互竞争变成“我方”消灭“敌方”的历史、道义责任与使命。在这种使命下,“敌人”成为一种制度性依赖。

 

在后极权社会需要敌人、依赖敌人而存续的情况下,“我没有敌人”岂不正好痛击到了极权毒蛇的七寸,是对极权体制的釜底抽薪,因而具有现实与理论层面的价值。就此而论,中共当局重判刘晓波正是被“我没有敌人”打到痛处的反噬。

 

 

刘晓波先生永垂不朽!

 

2017年10月21日,刘晓波离世百日纪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