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中国精英们的眼中,俄罗斯转型期是失败改革的典型,叶利钦时代必然一无是处,联盟解体、经济衰退、供应紧张、腐败横行、寡头垄断、黑社会猖獗,但是,很少有人公正地指出:作为有着七十年共产极权制度的国家,刚刚进入转型期的叶利钦时代所要消化的负面遗产有多么沉重。

最近,读了《斯大林密闻》、《赫鲁晓夫的最后遗言》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等书籍和文章,对苏共专制留给新制度的沉重包袱,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本文无力对旧制度长期积累的所有负面遗产做出全面评述,仅仅揭开特权制度所造成的极端腐败,便可见一斑。也可以理解前苏联解体后的腐败,主要是旧制度的惯性使然,而绝非民主制度之过!

在前苏联,作为一种制度的特权及腐败,开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即斯大林个人独裁统治确立时期。在此之前的1929年,俄国的新主人们包括斯大林的妻子和子女外出,也要像平民一样乘公共交通工具。而一进入30年代,一切全变了,列宁时代对官员们的所有廉政约束都废除了,因为斯大林要成为握有绝对权力的“当家的”(其亲信对独裁者的昵称),手段无非是所有极权者的惯用伎俩:暴力恐怖和利益收买。斯大林一边用残酷手段清洗掉主要政敌,特别是那些老资格的列宁的战友,一边着手建立一系列巩固个人独裁地位的特权制度,这一制度完全是围绕官僚系统对独裁者的个人效忠建立的。大清洗是暴力恐怖,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使所有人都在红色恐怖的震慑下禁声慎行。另一项惠及整个官僚体系和社会名流的贿赂制度长期运行,利益收买所显示了效力甚至比秘密恐怖还要强大。当然,制度行贿所挥霍掉的每一分钱,都是全民的财产和国家资源。以至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最后之所以无疾而终,并导致了他本人下台,就在于他取缔了许多斯大林恩赐给官僚们的特权利益。而平庸的勃列日涅夫之所以能够在独裁宝座上安度天年,就在于他通过宫廷政变上台之后,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一些官僚特权,反而使之扩大并日益巩固和完善。

握有绝对独裁权力的斯大林,自然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受惠者。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他本人的财产的具体数字,但是,在1929年还为50卢布发愁的斯大林之妻阿利卢耶娃(见她于1929年9月17日给斯大林的信:“约瑟夫,如果可能,寄50卢布来,工大要10月15日才发钱,我已身无分文),仅仅过了三年,即到了1932年11月8日深夜自杀,她的个人财产在数量上已经非常惊人。斯大林的妻子自杀之后,斯大林对前来致哀的人说:”她还缺什么呢?她要什么有什么。“为了证实自己待妻子不薄,没有说谎,斯大林说完就拉开妻子的抽屉,满满一抽屉全是钱,还有数不清的名贵首饰。

按照从斯大林到集体农庄主席的特权等级制(政治局成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后改称部长、总局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相应的无所不包的特供福利:从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和免费占用别墅,到专机、专列、专用的游船和猎场、专职司机和专用高级轿车(官员及其家族都可享受,甚至一人有几辆供选择);从特别酿制的“首都牌”伏特加(发明于二战时期严重缺粮的1944年)到免费早餐与午餐;从假日休闲和阔气狩猎的所有开销(路费、补助、“医疗费”、设备、特设的休假区和猎场的维护费用),到不用排队就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有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它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当时,在莫斯科郊区划出数片土地建造政府别墅,别墅配备专职的警卫、花草匠、女佣、医务人员,每栋别墅的服务人员至少50名。连这些高级官僚们的子女上学和外出,都要坐着专车并由警卫全程护送。

同时,原来的皇宫和贵族毫宅,在列宁时代曾慷慨地送给了劳动人民,但在人民被驯服和政权巩固之后,自然要收归共产权贵们占有。斯大林得到了沙皇最喜欢的利瓦季宫,莫洛托夫休假的别墅是沃龙佐夫伯爵的毫宅。斯大林的母亲也在家乡住进了当年沙皇的母亲住过的宫殿——格鲁吉亚总督府。

克里姆林宫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斯大林把其中的一些房间分送给最忠实于他的人,作为受到宠幸的标志,并许诺给予更高的职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能够被恩宠进克林姆林宫的高官经常变化,今天被请进来,明天就可能被赶出去。虽然,被斯大林请进克里姆林宫住的人个个受宠若惊,更加为主子卖力清洗异己,但是,这样的宠幸往往是下地狱的前奏,一旦“当家的”要过河拆桥、杀人灭口,他一定要先制造假相迷惑猎物,让猎物在宠幸有加的飘飘然中,毫无准备地死于伪装得天衣无缝的陷阱,具体负责大清洗的两任克格勃的头子亚戈达和叶若夫,都曾被斯大林请进克里姆林宫居住,也都先后被赶出去并被枪毙。

斯大林还下令在莫斯科河畔为高级干部建造了豪华的“滨河大楼”。七居室的大套房,仅阳台面积就达70平米。但是,这类特供住房,在豪华中布满了阴谋和恐怖,不仅每个房间的双层夹墙都安装了窃听器,而且还有一条从莫斯科河河底穿过的地下通道,克格勃们可以避开大楼警卫而直接进入高官们的房间。那些为高官服务的人员也都是克格勃的雇员,肩负着刺探情报的告密者任务,高官们对“当家的”的态度以及风流韵事,全都通过这些“服务员”而记在克格勃的卷宗里。比如,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强奸过一位党员干部的十五岁女儿,一些高官在访问巴黎时用公款嫖娼,中央执委会书记兼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汉与芭蕾舞女演员的寻欢作乐……都要送到斯大林的手中。

以上数种特惠利益还是实物和荣誉的方式,最大制度性行贿(特惠)是货币,斯大林建立一种被称为“斯大林钱袋”(装在信封中的卢布)的附加工资制,每月都有。这种给高中级官僚的额外金钱,根据职务的高低和受重用的程度,从几百到几万不等。扣除通货膨胀及币制因素(1960年的改革),部级官员每月的附加工资是2000新卢布左右,相当于当时的3500美元。而就在斯大林向官僚们大肆行贿的时代,苏联的人均产值只有700美元。对比之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人均产值为6800美元,比率为10:1.而斯大林时代的部级官员所得到的丰厚收入,却要高出戈氏时代的总统工资的二倍以上。如此奢侈的“斯大林钱袋”,当然要完全黑箱作业,领取者必须严守秘密,走漏信息要遭到严厉处罚。

当然,官员的特权优惠必须仰仗上级恩准,一旦惹得顶头上司不高兴,优惠也必然随着官职的失去而失去。比如人民委员卡岗诺维奇被斯大林吊销了职位后,一切特权也随之消失,每月只有120个卢布的养老金,生活完全回归平民,甚至他走后门到高干医院看病,也要受到追查。

赫鲁晓夫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不仅要清算斯大林时代的狂热个人崇拜和残酷政治迫害,使人们免于恐惧,而且要废除其物质上的特权制度,使官僚们回归公仆的身份。他成为苏共党魁之后,首先取消了一系列特权优惠:免费的专车、早午餐、别墅、休假以及“斯大林钱袋”等。接着是对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官员的轮换制和任期制,以便防止在一个地方或机构的长期任职所导致的个人垄断权力。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主持制定的新党章规定:每次定期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更换四分之一,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更换三分之一,专区、市、区、基层党委的成员更换二分之一,连任者不得超过三届。

赫鲁晓夫的改革严重触犯了官僚们的特权利益,整个官僚集团对此极为不满甚至愤怒,这就是赫鲁晓夫最终被罢黜的真正原因。勃列日涅夫通过宫廷政变上台之后,开始了对赫鲁晓夫的清算,表面上的说辞是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实际上是为了恢复被赫鲁晓夫废除的特权及其利益。勃列日涅夫不但为斯大林恢复了名誉,更主要的是斯大林时代的特权制度的全部恢复且变本加厉。他知道,赢得官僚集团支持的最大资本,就是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

勃列日涅夫本人首先成为肆无忌惮地挥霍民脂民膏的榜样。他花上千万卢布为自己建造多座豪华富丽的“小屋”(别墅),还为上层特权者们的聚会建造会所和专门狩猎的猎场;他的家族成员也随之“鸡犬升天”,他的儿子之贪婪敛财和他的女儿之奢侈放荡尽人皆知,他还用公款为儿女建造别墅。他的甘戴绿帽子的女婿也跃升为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贪污公款多达20多亿卢布。

在勃列日涅夫的带动下,官僚特权和政治腐败遍及整个官僚阶层,各级官员也都为自己建造“小屋”,也都为自己的亲属和亲信谋福利,官场上的贿赂和送礼之风已经半公开化。地方大员送给勃列日涅夫的巨大钻石戒指深得总书记的欢心,经常在各类外交、会议和媒体采访等公开场合把玩炫耀。勃列日涅夫招待尊贵外国元首的经常项目是私人式的狩猎。自然,所有这些特惠的好处,全部由国家财政开支,独裁者个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和监督地用全民资产贿赂官僚集团,因为国家已经成为独裁者及其新特权阶级的财产。

勃列日涅夫总结的保权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时刻注意保护干部”,即把自己的权力基础完全建筑在官僚集团的“稳定”上。而保护干部和稳定官僚集团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益收买,权力贿赂和物质贿赂双管齐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制度化行贿,不仅给干部们充分的物质优惠被制度化,更要保证给官僚们的政治权力的制度化。他废除赫鲁晓夫时代的轮换制和任期制,恢复并扩大斯大林时代的连任制。勃列日涅夫时代,中央委员的连任率高达90%,地方党委书记也大都长期把持大权,许多重要职位的党委书记在位20多年,形成了各个封疆重臣个人权力所主宰的独立王国。这种无限期的连任制,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被逐渐废除。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和叶利钦时代的社会转型,就是在长期共产专制留下的特权制度及其普遍腐败的遗产的基础进行的,所以才那么坎坷和艰难。如果说,70年的共产极权制度遗产使戈氏和叶氏的改革显得极为沉重,那么他们十几年消化旧制度遗产的成果之最大受惠者就是现总统普京。现在,一向被外界病诟的俄罗斯经济开始走出困境,呈现强劲的复苏态势,把功绩完全归在普京一人名下实在有欠公允。如果普京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或叶利钦时代当政,他未必比二者更杰出,俄罗斯的情况也未必会更好。换言之,如果没有前二者打下的制度转型基本完成的基础,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决不会象现在这样幸运。

由此反观现在的中国,非常类似勃列日涅夫时代,但是,中国目前形成的以家族为中心的权贵利益集团,其规模之大和财富之多,既远非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所能相比,也远非叶利钦时代的寡头经济所能比拟。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权贵们还死守着计划经济,他们的特权优惠主要是供给式的,而非掠夺式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而中共权贵们对权力的长期垄断和对财富的掠夺所依赖的制度遗产,则是邓小平留下的改革开放的旗帜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所以他们聚敛财富的胆子更大、手段更多、理由更充分,也更疯狂。更重要的是,已经民主的俄罗斯能够将寡头的不义之财曝光,而仍然独裁的中国无法把权贵家族的掠夺放到阳光之下。

中共权贵们所得到的,远远不止于特供的物质和贪污的金钱,更是合法的敛财特权——优先的市场准入资格、垄断经营、股市上翻云覆雨和把国有大企业变成家族公司等特权。从中共的元老到新贵,他们的聚敛财富之手遍及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和所有高回报的领域,几乎找不到不下海的权贵家族。2001年11月24日出版的第九三期《证券市场周刊》发表马海林的《神奇的华能国际》一文,就揭露了李鹏家族怎样把大型国有电力公司变成家族公司“李家电(店)”的。因而,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全面转型来说,改革者所面对的负面制度遗产肯定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承袭的还要沉重。唯一比这两位变天者幸运的是,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内拥有八九运动留下的民意资源和市场化培育的民间资本,在国际上拥有共产制度全面失败而民主化正在加速普及的世界大势。

2006年8月3日于北京家中(首发《争鸣》200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