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是彻底的革命党,打天下靠的是暴力革命,坐天下靠的是不断革命,阶级斗争是纲,大公无私是德,其化私为公的彻底程度已经致使个人一无所有。然而,人性本身的物质欲望和自利自私是无法完全泯灭的,无论是暴力压制还是道德改造,也只能收到短期效果,而不可能行之久远。

所以,当共产乌托邦随着毛泽东的死亡而破灭之后,中国就进入化公为私和言必称利的时代,一个被压抑的自利欲、占有欲和挥霍欲全面释放的时代。个人的自利意识迅速膨胀,以至于泛滥成灾,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沦为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被压抑的人欲无节制地释放,以至于如决堤洪水般冲毁所有道德防线。

在改革以来的利益化大潮中,私人领域的自利自私和物质横流仅仅是小菜,而把公权力变成权贵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的化公为私才是盛宴。在最不应该私有化的公权力领域恰恰是化公为私的重灾区,最大示范效应恰恰来自权贵阶层的毫无节制的贪婪。也就是说,政治权力私有化支撑着经济上的权贵私有化,公权和公益统统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军权、政权和法权,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全部变成特权集团牟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具。

一切向钱看

中共已经由六亲不认的革命党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党。

利益党的第一特征是党国整体利益的空壳化而权贵个人利益的实心化。跛足改革导致造就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权贵利益集团,而党中央所代表的党权整体利益则越来越部门化和地方化,最终落实为家族化和个人化,即利益分赃最终要量化到一个个具体的权贵家族及其个人。

利益党的第二特征是权力关系和决策方式的利益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之后,虽然独裁依旧,但寡头集团的统治并不狂热,实用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基于利益至上计算的技术统治代替了基于乌托邦狂热的政治动员,而且独裁理智对统治成本的计算越来越精细。中共通过对权力的交接和分配的体制的自我调整,使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及其决策机制有所变化。一方面,个人极权变成寡头集体决策,寡头之间自然要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其决策必然要兼顾左中右的平衡,从而形成党国密室内的各寡头之间的权力制约。另一方面,定期交接班机制代替了权力终生制,形成代际之间的互补互救,每一代接过最高权力的新权贵,仅仅出于收买民心和巩固权力的需要,也会对前任执政的弊端做出某种权宜性的补救,从而使独裁统治具有一定的灵活弹性和纠错功能。

另外,从官僚们的个人从政激励上看,“无私忘我”变成“利欲熏心”,乌纱帽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利益效忠代替了政治效忠,效忠是为了利益,升官是为了发财,跑官买官卖官一条龙作业,以权谋私的腐败已经变成了通行于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权力寻租、挥霍浪费和包二奶),以至于,2004年2月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仅有大量针对经济问题的处罚规定,而且不得不把“包养情妇”列为惩罚条款。同时,基于统治成本的计算,在面对西方国家,中共不仅学会了用利益交换代替意识形态的对抗,也是学会了“伪善”,学会了与西方政要勾肩搭背,比如,在人权问题上,中共学会了与西方国家进行定期对话,学会了通过逼迫著名异己分子流亡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放其一条生路,以讨好国际主流社会和降低国际压力,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在国内民众中贬损了异己人士的道义形象,避免了制造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间英雄,从而削弱了民间反对力量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

总之,利益党对统治成本的精打细算代替了不计成本的任意粗放,官员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贪婪代替了为党国利益的无私奉献,所以,利益党的统治必然是极端机会主义的统治,机会主义又必然使今日中共独裁呈现出模糊多面的特征,混沌灰色代替了黑白分明,政策的不断调整代替了走极端的一条道跑到黑,官员的灵活多变代替了僵化的千人一面。除非遭遇非常时刻或由于过度的权力恐惧而做出疯狂的决策,否则的话,它已经极少采取公开化的运动方式,而是越来越黑箱化双面化。尽量避免可能引发危机总爆发或可能带来全局性灾难的极端,提高了应对国内外危机的权宜性能力。

利益党统治的极端机会主义性质,恰恰表征着独裁政治的末日景观──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统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基于惟利是图的权宜性合作。小康承诺购买到的效忠,恰恰是烂透了的灵魂,在利益至上的驱动下,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分钱是干净的,没有一个字是诚实的。所以,中共的这一切手段,都是独裁者维持最后统治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长久地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

BBC
2006年08月1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41北京时间 18:41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