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的暴发户工程及其外交

在国民权利极端匮乏和一切向钱看的中国,一夜暴富的政权及其大款们挥金如土和蛮横霸道,已经有太多的报道。

首先是独裁寡头和各级政权的暴发户心态,以各类政绩工程为证。首先是寡头工程,诸如,由江泽民钦定的“中华世纪坛”和“首都大剧院”,为朱鎔基添彩的上海“磁悬浮”;同时,各级政府的各类好大喜功的“工程”泛滥,全中国竟有183个城市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也有数十所大学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还有什么“五个一工程”、“爱国主义教育工程”、“奥运工程”、“世博工程”、“航天工程”等等,不一而足;最挥霍浪费的政绩工程,莫过于1999年中共掌权五十周年庆典,一个“十一”,耗费上千亿人民币。

政权的暴发户心态,不仅表现在国内的各类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上,更表现在中共现政权的“大国外交”中。过去的百年历史上,困扰中国外交的主题一直是“救亡、雪耻、复兴”六个字。现在,二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使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中共外交也开始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而出击的最大资源就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及金钱外交。

特别是在六四大屠杀之后,由于道义上制度上备受国际主流社会病垢的劣势,中共用于支撑自己合法性的主要资源是“政绩”,政绩的主要标志是“我们正在阔起来”的宣示:一方面炫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高速,自我夸耀为世界上的“一支独秀”,进而夸耀综合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特别是在涉及到政权利益的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中共惯用金钱开路的策略,用大把的订单和政府采购来换取政治利益。

全力发展经济和一切向钱看的大政方针之下,中共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经济政府”,很像“中共无限公司”,政治局变成了董事会,党魁是董事长,总理是CEO,其他常委及委员是权力大小不等的董事。没有制度和道义的基础支撑的中共外交,象其处理内政问题一样,没有长治久安的战略,而只有急功近利的策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短期行为主宰着中共的内政外交。

君不见,为了讨得西方大国对中共对台政策的支持,也为了让西方人少在中国的人权、政改等问题上说三道四,大凡中共党魁及其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出访西方大国时,皆要带上大把的银两抛洒一番。最近的实例,莫过于温家宝的访美和胡锦涛的访法,不但求着西方大国的政要来干涉“中国内政”,还要花上足够的银两才能使哀求奏效。温总用60亿美元购买布什对台湾的警告,还有访美前后的两次大采购,据“美国之音”方冰报道,采购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胡主席用几十亿欧元换取希拉克对台湾的指责,竞争京沪高铁的日德法三国,也因胡的访法而使法国对日、德占有优势。同时,随便撒点碎银子拉拢一下那些欠发达的穷国。

在胡锦涛踏足法国之前,中共政权为了保证胡的访法成功,不惜耗费巨资来营造这场中法友好秀,前所未有地空运了约五千人规模的“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参加巡游表演,仅北京一地就有7百多人。还从中国用集装箱运去一条高9米,长100米的长龙,这条龙能在巴黎出现,花费至少要200万欧元。为了把游行搞大,北京还让当地华人社团帮助请人,每人40到60欧元。北京也用同样的手法购买在美的大陆留学生和华人欢迎中共政要访美。

这样的金钱外交,固然可以为中共高官带来到处红地毯的虚荣,为中共政权换取保持国际环境稳定的政治利益,并营造出全世界华人心向大陆的假相,但却尽透着本末倒置的荒诞:欠发达中国的元首像个腰缠万贯的大款,而发达法国的元首倒象个讨好富豪的推销商,那些欠发达穷国的元首很像富豪中国的穷亲戚。在这种荒诞的背后,是中国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绝望,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屋,为了在年终讨回一两千元薪金……不断出现的自焚抗议的极端行为,足见当下中国还没有阔到向世界撒钱的程度!

在普遍贫困的毛泽东时代,老毛为争当欠发达国家的领袖,一面逼着百姓勒紧腰带,一面对那些无赖国家提供无偿援助,但普遍愚昧的国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疑问。现在,权利意识觉醒了的纳税人有权质问:请当地华人参与巡游表演的每人40-60欧元,已经足够一个民工两个月的工资!难道中法关系真的重要到花重金操办“中法文化年”的程度吗?我们为“中法文化年”买单,与己、与公益究竟有何益处?持续数十年的金钱外交,与国民权益和国家利益有什么好处?

以一党政权利益为导向的金钱外交,实质上是让全民财富和国家资源服务于特权集团的利益,从效果上讲,也只是一种应对国际压力的权宜之计,只能得到眼前的暂时利益,而无法使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主流文明,更无法赢得国际社会发自内心的真正尊重。

爆发户大款的攀比消费

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群体,无论是“土财主”的庸俗消费,还是“洋富翁”的高雅享受,统统是一副暴发户的脸。比如,土财主的高消费之奢侈,有引起过轰动效应的36万元的“黄金宴”为证:“洋富豪”的高雅享受之过分,有金融高官王雪冰周末坐飞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为证。另据世界奢侈品消费调查显示,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低迷之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却逆风而上,中国内地已成为全球第六大奢侈品市场。

这种刚刚摆脱贫困生活的大陆富豪的暴发户心态,最突出特征往往表现为:一面是用大把花钱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一夜暴富,开始还只是向穷亲戚展示,现在发展为向先前的富人展示。君不见,大陆富人在香港的高消费,发狂般地购买名表和豪宅;在澳门的豪赌,动辄让轮盘吃掉上千万;在美国开名车、住别墅、玩游艇……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看得港澳的和西方的中产们唏嘘不已。而大陆的另一种现实是,在持续了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大陆的人均产值也只有1000美元,而香港等地的人均产值早已超过一万美元。

另一面是鄙视穷人,金钱的多少已经成为社会评价的首要标准。富豪们宁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官员送上厚厚的红包,为二奶买下豪宅、珠宝、官职、名声,为留学在外的子女提供奢侈生活,为一饱口腹而大摆黄金宴,为过一个高品质生活的周末而坐飞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也不愿付给农民工该付的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的补偿,不愿为打工妹支付最低的福利保障,更不愿象比尔?盖茨等西方富豪那样,将个人资产的大头注入社会慈善事业。

暴发户的日常交际也大都是金钱开路,遇强者就用金钱点头哈腰,通过攀权附贵捞到更多的金钱;遇弱者就炫耀富贵和鄙视他人,一副趾高气扬、唯我独尊的霸道派头。宝马案中那个撞死农妇的富婆,如果与某位高官或另一位开奔驰的车主发生冲突,大概不会那么嚣张。黑社会头子刘涌,敢命令手下人暴打开烟铺的小业主,但他断不敢在慕绥新的亲戚或亲信经营的地盘上横行霸道。权钱标准下的欺软怕硬是暴发户的通病。

近年来,即便想用高学历进行包装的暴发户不在少数,但他们也不是真去寒窗苦读,而大都是用钱购买文凭,在高等学府中的摆阔,当然包含着向知识炫耀财富的虚荣。象清华、北大这类著名学府,向富豪们和官员们出售文凭,已经成为固定的创收渠道。即便富豪们想让子女学有所成,也不是鼓励孩子们靠个人奋斗,而是用大把的银两为孩子铺路,伴随着官方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有钱人占据高质量教育资源的趋势愈演愈烈,在号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国,教育的昂贵居然成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在诸种行业腐败中,“名校腐败”大有异军突起的势头。

当年,国人面对物质不如人和制度不如人的落伍现实,自卑、耻辱和怨愤演变为虚幻的精神自大,鲁迅笔下的阿Q在被强者打败后,最爱说的名言是:“我先前比你阔多了”,典型地表现了国人的“精神胜利法”。

今天,国人中的极少数突然暴富,苦日子记忆和为富不仁之“原罪”的作用,加之在政治无耻示范下的全社会的道德沦落,共同塑造了爆发户心态,富贵攀比已经成为孩子们的价值取向。穷人们不再说“先前比你阔多了”,但富豪们却喜欢炫耀“我现在比你阔多了”。

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些暴富着、饕餮着、淫乱着、奢侈着的权贵们,其肚皮的厚度恰与灵魂的干瘪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在穷人面前的大款尊严,很有些顶天立地的骄狂劲头,而一旦面对独裁政权及其寡头,他们立刻威严扫地,很像长不大的乞丐。他们媚笑着、屈膝着、哄骗着、收买着,仅仅是为了在掠夺性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后晚餐中争得一个侍从的位置,多分点儿权势者们吃剩的残羹败叶。

2006年8月20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