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杀,是中共基于权力恐惧而采取的极端保权措施;六四后,政权稳定成为中共统治的首要目标,因为,只有政权的稳定才能保证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正如太上皇邓小平最著名的圣谕所说:“要像珍惜眼睛那样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但这不过是强权下的独裁秩序,将社会公器变成权贵阶层牟取私利的私具。那些跟着权贵们强调稳定的知识精英,也绝非为民众和国家的利益着想,而只是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来为权贵们站台。

说白了,为了使掠夺、镇压和屠杀合法化,就必须编造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中共采取镇压与收买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通过镇压、严控等手段把民间反对活动扼死在萌芽中,通过言论管制把自由知识分子边缘化;另一方面,中共不惜大把花钱,对内买稳定,收买精英和中心城市;对外买友谊,收买西方大国和无赖小国。

对内,“稳定论”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成为中共拒绝政改和迫害人权的魔咒,也成为大陆的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重大分歧之一。为了平息民意批评、压制民主诉求和误导社会舆论,中共宣传机构及其御用精英会说得天花乱坠,由GDP优先到科学发展观,由宣传“温饱小康”到营造“和谐盛世”,由“三个代表”到“新三民主义”,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拒绝政治改革的所有理由最终归结为一个理由:在国情的制约下,急于政治改革不利于“社会稳定”。每次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一旦外国记者提出“六四”问题,无论是朱镕基还是温家宝,都以“稳定比甚么都重要”的理由,为大屠杀辩护。更是为了“稳定”这一最大的政权利益,对互联网时代的民间议政潮流,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网络管制,文字狱每年都有;对近年来兴起的民间维权活动,自然也要采取强力镇压的策略,而且,官权碍于合法性困境,甚至越来越经常采取黑社会手段打压维权人士。

对外,“稳定论”成了中共应对国际批评的护身符。美国批评中国人权恶化,中共祭出“为维护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应该以对话代替对抗”;台湾政府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中共指责阿扁破坏“台海局势的稳定”;香港民意反对23条立法、要求政制改革,北京指责“香港民主派反中乱港,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稳定论”的背后是典型的敌视民意和罔顾人权的独裁逻辑,它从来不问民间诉求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而只问党国及权贵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是否有利于一党独裁的稳定。所以,自由民主就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不进行六四大屠杀,中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六四后,不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不压制失业者和农民的权益诉求、不堵截上访者、不严控异见人士、不封锁信息和网络、不制造文字狱、不抓捕维权律师……也将引发社会动乱。换言之,在独裁者眼中,只要是民意的自发表达,无论这表达采取何种方式,统统都会被中共政权及其御用精英们视为“添乱”。自由民主是动乱,因为自由使个人自主和社会多元化,民主使权力垄断变成权力分享;自发生长的民意表达和人权诉求也是动乱,即便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和平内容,也会被独裁者视为威胁稳定的敌对势力,必须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

以中国目前的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的现状而言,即便是八九运动那样的浩大声势,也不会走向导致天下大乱的暴力革命。而且,民间首选的维权方式大都是循合法途径,只有在合法途径毫无效果之后,才会采取没有经过公安局批准的街头维权,极少数陷于绝望的民众才会采取激进维权行动,如自焚、冲击县乡政权等。在民间维权中,民众与官方执法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大都由执法人员的野蛮镇压引起。

中共不断强化“稳定论”,西方却流行“崩溃论”。六四刚过,几乎无人相信,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徒手民众进行大屠杀的政权能够长存,所以,许多人都预言中共政权将很快走向政治崩溃。然而,谁也没想到,中共政权非但没有很快崩溃,反而很快地熬过了最孤立的外交困境,并在远较八十年代激进的经济改革中维持住了高增长,使政权崩溃的预言没有兑现。于是,由于中共的独裁的畸形的跛足发展策略,西方开始周期性地出现中国将走向经济崩溃的预言。

对这种来自境外的崩溃论,中共最初的反应是厌恶与反驳。但是,慢慢地,中共及其御用精英突然发现,对于“稳定论”的意识形态灌输来说,“崩溃论”非但无大害,反而颇有益。与其说“崩溃论”将动摇人们对社会稳定的预期,不如说“崩溃论”将强化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恐惧,也就等于强化人们对社会稳定的珍惜。因为,害怕天下大乱是普遍社会心理,崩溃论所描述的未来图景越逼真,怕乱的社会心理就越强化,甚至使臆造出的天下大乱的未来图景仿佛变得近在眼前:中国的社会危机之深重,犹如平静表象下的即将喷发的火山,稍有风吹草动就将烈焰冲天。而唯一能够将火种熄灭于萌芽状态的控制力量,只有掌握着各类主要资源的政权。

于是,境外流行的“崩溃论”和国内固守“稳定论”结合起来,使御用精英们为现政权的辩护变得更具迷惑性。以至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大资本,率先暴富的权贵们和进入白领阶层的各界精英们,仅仅是因为害怕“崩溃”这一最坏的结局,也会自发地与现政权达成“稳定共识”,哪怕这种稳定是一种绝对不公正的秩序,是以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环境破坏、道德空白、人权不彰……为代价,也要比天下大乱好。

由此,崩溃论从反面强化着稳定论:只有现行的中共政权才能维持脆弱的社会稳定,而一旦离开了中共独裁,中国就只能出现玉石俱焚的天下大乱。而没有任何人、任何利益集团能从天下大乱中获益──外资无法在中国市场中获益,中国的精英阶层无法获得财产安全及其升值,平民百姓更得不到任何实惠,就连好不容易造就的温饱也将灰飞烟灭。所以,只要是秩序,哪怕是独裁的恐怖秩序,也要比为所欲为的自由要好。

反过来,离开中共统治的中国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假设,又强化了天下大乱的未来预期,对天下大乱前景的普遍恐惧,就将转化为对现存独裁统治的现实性认同。也就是通过强权、欺骗和收买的三管齐下逼迫人们就范,使之在别无选择的无奈中承认这一预设。社会接受了这一虚假预设,中共政权及现行的极为不公正的秩序就能获得稳定,其主要受益者,首先是独裁政权及权贵们,其次是攀权附贵的各类精英们,再次是少数中心城市的市民,而最大的受损者必定是广大百姓和大多数边缘地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而这种极端不公正,被精英们轻巧地称为“稳定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代价。

宪政民主化,之所以被现政权放逐到无限期的遥远未来,自下而上的争取自由的民间自发运动,之所以被御用精英们指责为不合国情和添乱,就在于独裁政权只是被极少数人垄断并服务于极少数权贵的秩序,即把社会公器变成一己私具的统治,而宪政民主则是由全民分享并服务于全民的秩序,即把一己私具改造成社会公器的过程。

独裁统治的受益者有理由无视历史事实而提出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他们的所有决策和言说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保住绝对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而民众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虚幻假设,因为这假设所维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秩序。国人一旦忘记历史和无视现实,而相信了这样的假设,就会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馅饼,就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寻找明君贤主,就会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就会在执政者干了九十九件大坏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用1%的善政来为99%的恶政辩护。即便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被歧视,独裁者仍然“伟光正”,小民们仍然千恩万谢。

所以,与目前中国的独裁式稳定所付出的综合社会代价相比,苏东转型的阵痛实在算不了什么,尽管经济上付出了不小的经济代价,但在社会综合效益上却收益颇丰,特别是个人自由的获得,不但足以抵消经济的暂时低迷,而且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最宝贵的动力。当无权无势的民众获得了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之时,就等于争取到了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因为,对人的生存而言,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才是最大的利益之所在。所以,苏东的转型模式肯定优于中国式跛足改革。

僵硬地维持现行体制才可能导致未来的天下大乱,而启动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才是达致长治久安的正途。

2006年8月30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