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一文中,我讲的是中官权不允许民间“色搞”和“恶搞”红色经典。网络怪才胡戈以网文《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反击官权禁令。他以红色经典《开国大典》油画为例,对民间恶搞和官方正搞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对比分析。油画《开国大典》创作于1952年,中共当局基于政治需要对这幅油画作了四次正搞了,1954年搞掉了画面中的一位政治人物,1968年又玩弄掉包手法,搞掉一位而换上另一位;1970年再次被正搞,要求再擦掉一个人。无奈这油画已经被搞两次,再搞难度很大,只好放弃篡改而改为临摹一幅。从此,临摹画取代了原画的位置,而原画被丢进仓库。1979年,这幅画第四次被正搞。胡戈说:“这次‘搞’的要求听起来就很‘搞’:把这幅画恢复到第一次被搞之前,也就是恢复原貌。原作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家属不忍再糟蹋原画,所以最终还是请了画家来临摹。”

可以说,当局对这幅红色经典的每一次正搞都是篡改,它歪曲历史、误导现在和贻害未来,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但在客观效果上都是危害性极强的恶搞。

写完此文,意犹未尽,我又上网寻找恶搞红色经典的资料。这一找,还真的找出了恶搞红色经典的“经典”笑料。之所以经典,在于这笑料不是出于网络民间,而是出于宣传官员之手。对于红色经典,宣传衙门不仅要根据其政治需要进行“正搞”,而且也会因这些官员的无知而搞出类似恶搞的笑话。

2006年9月12日的《珠江晚报》发表署名为殷国安的文章《当舆论被“二百五”掌控的时候》(此文的资料来自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中国经济周刊》的《郴州官场“漩涡”》报道)。该文主要评论已经因涉嫌腐败而被双规的郴州市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樊甲生的“二百五”行为。据《郴州官场“漩涡”》的报道介绍,樊甲生是典型的“火箭式”干部,平日里给人的印象是:“头发梳得溜光,还注油;走路像在戏台上,迈慢方步;在老百姓面前开口说话,像在台上作报告。”他很霸道,在郴州市的意识形态领域一言九鼎,晚会节目单和报刊文章都要请他过目,只要他不高兴,一句话就是封杀令。

在郴州市委宣传部举办的一次大型文艺晚会,操办者自然要把晚会节目单给这位意识形态主管过目。万万没想到的是,樊甲生看到节目单中有京剧《打虎上山》,居然皱着眉头说,“老虎是重点保护动物,怎么能打呢?”就这一句反问,此节目便被删除。

众所周知,“打虎上山”乃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最着名唱段,曾经风靡大江南北。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大都会哼唱这个段落。特别是该唱段的前奏中加入了圆号等西洋乐器,真的非常富于创意,几乎就是这个唱段中最好听的部分。平心而论,当年江青搞“戏曲革命”,在内容上改变京剧一贯的“厚古博今”而提倡“厚今薄古”,让京剧这一古老的艺术来表现革命理念和现代生活;在艺术形式上改革传统而提倡“土洋结合”、“中西结合”,将大量西洋音乐元素注入中国传统京剧的唱腔,的确丰富了京剧的表现力。无论她在主观上是否了解西方的现代艺术,但在她主导下完成的革命样板戏,其客观效果还颇有点先锋派的味道。所以,时至今日,活跃于今日舞台上的京剧,也只有传统剧目和革命样板戏。

在近年的红色经典热中,文革时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个个走红,也可称作大众文化中的“政治正确”了。所以,中共郴州市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禁演“打虎上山”,也可以理解为基于现政权的政治正确而禁演革命样板戏。樊甲生是在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而胡中央上台以来,高调宣传“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并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所以,樊甲生就要用现行中央官权的政治正确来恶搞毛时代的政治正确。他禁演《打虎上山》的理由是“老虎是重点保护动物”,这非常符合现政权重视环保的“科学发展观”。

在中国,有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官僚集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只认人而不认路线,只在乎当下的既得利益而不了解中共历史。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作为中共意识形态高官的樊甲生,却对本党的红色经典缺乏起码的知识。

时下的文化市场正是红色经典热,晚会操办者明知《打虎上山》是著名的红色经典,安排这样的节目也是为了赶时髦。但白痴部长删掉这个节目时,操办者就是不敢据理力争,甚至连委婉地向顶头上司解释解释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操办者的据理力争或委婉解释,都会凸现出这位部长大人的无知,非但不能达到保留该节目的预期效果,反而会将部长大人置于当众出丑的难堪境地,操办者以后就甭想再混下去了──谁让我难堪一次,我就叫他难堪一辈子!

官员的白痴和霸道,不仅会闹出恶搞红色经典的笑话,而且经常会闹出恶搞中共伟光正形象的笑话。

湖南省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中竟然有如此条款:“女性要第二性征发育正常,乳房对称,无包块等方为合格”。这样的要求,不仅是对女性的公然歧视,而且还暗示了条款制订者的色情心理。

哈尔滨市公安局巡防支队为了尽快让警察身体达标,居然发布了一项瘦身命令:“腰围超过2尺7的在编民警将全部下岗”。

四川省政府为了防止高官搞“权色交换”或“包二奶”,在制定廉政守则时居然列出“不准为男领导配女秘书”的条款。这也是中国传统性歧视──女人是祸水──的现代延伸。君不见,中国的正人君子们,把唐朝的由盛而衰归咎于杨贵妃,把毛泽东罪恶归咎于江青。

另外一些深入家庭的反腐奇招,也具有恶搞色彩。诸如:让妻子监督丈夫的“贤内助工程”,让小学生监督当官家长的“小眼睛监督大眼睛工程”,组织官员的妻子参观监狱的“再教育工程”,那些因纵容和协助丈夫搞腐败而入狱的妻子们,向前来参观的高官妻子们进行现身说法。

有些政府部门完全混淆了法律与道德自律的界限,居然把刑法中的条款列入行为准则中。比如,海关总署的五条禁令有“海关官员不许庇护走私”;湖南省益阳市下辖的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居然有“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安康市建设局下发红头文件规定“严禁用公款打麻将”。显然,庇护走私、挪用公款和强奸猥亵少女都是常识性的犯罪行为,在中国刑法中皆有相应的法律条款,而这些政府部门却将其作为内部禁令,这显然是法制白痴所为。

也有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的行政条款。比如,《江苏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中有“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住在一起”的条款;四川新出台了一项的交通法规叫做《行人十二种走路方式要挨罚》。

以上政府部门发布的内部条款,听起来已经很搞笑了。而有的地方政府发布行为准则,居然要求动物也要争做正人君子,简直就是“恶搞”了。成都龙池镇政府和龙池景区居然制订了《礼貌山猴行为准则》,要求景区内的猴子做到彬彬有礼:“不许不礼貌,做到文明待客;不许哄抢游客,做到彬彬有礼;不许骚扰游客,尤其是女游客;要助人为乐。”

这些听起来颇为搞笑的条款,如果是出于民间的有意恶搞,还能读出其中的机智和幽默。但作为在现实中的政府行为,就只能沦为白痴类的“政治笑话”了。

独裁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毁,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官员再善良,也不会超出社会的想象或预期;而邪恶的官权每次极端发作,都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和预期;官员再智慧,也不会创造出政治奇迹;而白痴的官员每一次创意,其愚蠢都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和预期。以至于,大量一本正经的官权行为,只能沦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以至于,白痴官员们的政治行为,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但在社会效果上都是在恶搞党和政府的伟光正形象。

“白痴官员”恶搞中共,最终是恶搞中国。因为,绝大多数国民才是为这些白痴官员买单的群体,也是白痴政府行为的主要受害者。

2006年9月15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