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良宇案引发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这不仅因为陈良宇是11年来因腐败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涉及到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而且因为此案涉及到高达40亿人民币的社保基金,也就是上海1200万民众的养命钱却变成了福禧公司老板张荣坤等人一夜暴富的资本,而掌管社保基金是陈良宇、祝均一等官员。这说明,官商勾结的贪婪之手早已由掠夺国有资产发展为盗窃老百姓的保命钱。

近年来,贪污和挪用社保基金(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艾滋病防治基金)的现象并非上海所独有,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官权的普遍行为。

浙江平阳县肖江社保所职工陈青松挪用113万元社保基金,用于还债、赌博、买体育彩票,竟长达12个月未被发现;全国清理回收挤占挪用社保基金高达160多亿元。(《不许打百姓“救命钱”的歪主意》,新华网南昌5月9日电)

江西德安县社保局包括原局长金宗根在内的7名公职人员通过伪造社保假账、与投保单位串通套取社保基金,侵吞公款。(《警惕伸向社保基金的“黑手”》,《经济参考报》2006年3月30日)

湖南郴州贪官李树彪先后44次挪用贪污住房公积金超1亿元,多次前往澳门赌场大肆挥霍。(《湖南郴州贪官李树彪贪污挪用公款案侦破始末》,新华网长沙2005年5月16日电)

河北保定航空证券保定营业部原总经理范建华携带委托理财的3亿元住房公积金潜逃。(《航证保定营业部原总经理携上亿委托资金潜逃》,《香港商报》2005年01月22日)

艾滋大县腐败书记的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在受贿等约1000万元的涉案金额中,也有相当比例与“防艾”救命资金有关。(《书记卖官农民卖血彼苍者天曷其有极》,《北京晚报》2006年08月14日)

《新快报》2006年3月26日报道,广州市的养老金缺口超过60亿元,但仍然有8.9亿元养老保险金被挪用,无法完全追回。

其他案例还有:河南省濮阳市劳动保障局以减免企业应缴870多万元养老保险费为代价换取6辆轿车使用权,黑龙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将918万元借给企业用作流动资金和担保利息案,浙江省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计财处用社保基金600万元购买国信优先股案,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政府挤占挪用社保基金1245万元,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北州子镇党委政府弄虚作假套取社会保险基金69万元。(《上半年我国一批社保基金违法违纪案件被查处》,新华网长春8月21日电)

自由亚洲电台2006年10月3日报道,深圳蛇口区近7000职工在9月26日进行签名上书活动,向中央政府揭露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金被贪腐1800亿元黑幕。

福建富豪吴永红挪用社保基金给从事金融罪犯,利用中国凯利集团任命其为闽发证券副董事长的机会,交官结吏、猎取女色、侵吞股民和委托上市企业的存款,几年来掠夺达八十余亿人民币。其中,被吴永红的闽发证券侵吞的北京药业集团的16亿社保资金,已经无法追回。(《”逃亡富豪”吴永红和闽发证券再调查》,《21世纪经济报道》2004-02-16)而据境外媒体披露,吴永红的发迹与贾庆林主政福建高度相关。

然而,在权贵们疯狂地挪用和侵吞社保基金的同时,普通百姓却陷入“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困境。现在,中国社会保障的负担之重乃举世罕见,随着失业人口的增加和社会老龄化的加速,中国社保的覆盖面低、历史欠帐多、资金缺口大,已经变成最醒目的社会问题。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关于《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专题研究,测算出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高达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冯健身指出:在中国社会保障的三大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中,1,只有失业保险做到了基本覆盖,但其覆盖人群仅仅是正式单位的人员,那些真正需要保障的弱势人群却被排除在外。2,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55亿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仅为60%,但专家认为实际参保比例不超过50%.而且,即便在如此低的覆盖率下,养老保险每年资金缺口仍然有数百亿元。如果就全国范围而言,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仅占全国就业人员的20%,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处在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之外。3,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比养老保险还要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参加全国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城镇人口的20%,而农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的保障。(《社保困局:资金规模萎缩 收入不稳》,《经济观察报》2004年5月9日)

就连资金缺口如此之大的百姓养命钱,也在官商的合谋下变成极少数权贵取之不竭的钱袋子,有人贪污,有人挪用进行高风险的贷款、借款与投资,赚了是小集团分红,赔了是参保的百姓承担。在缺少制度保障、新闻监督与法律监管的情况下,官权掌管的社保资金数额越大,相应的社会风险也就越大。所以,如果没有基本制度的改革,即便反腐反到政治局常委头上,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蔓延和官场糜烂。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