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的倒台,不能不让人想起十一年前的陈希同,上海陈几乎就是北京陈的翻版:两个高官都倒在高层权争的关键时刻,罪名也都是腐败。从中共十六大权力交接到胡温上台四年,坊间一直在盛传江氏上海帮与胡温之争,但双方所争不是政治是非而是个人权力,所以,在巩固自身权力和整肃对手的方式上,二者才能具有如此惊人的一致性。

胡不愧为江的接班人

毛泽东整肃党内对手,大都是利用政治问题,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都倒在“政治错误”上。邓小平延续了毛的手法,也是用“政治错误”来清理门户,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皆因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下台,不同的仅仅是整肃的残酷性大大降低。到了江泽民时代,一来因为六四大屠杀导致中共合法性及其权威的大幅度弱化,二来因为江泽民上台完全靠老人帮的钦定,他本人没有足够的党内资历及其威望,所以,江核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徒有其名,他也就不可能再利用“政治错误”来整肃党内对手。但是,中共的性质决定了党内整肃的习惯并无根本改变,为了压制党内挑战者和巩固自身的权力,任何新党魁都要用敲山震虎的方式来立腕树威,总会有那么几个倒霉鬼倒在权争之中。只不过,江泽民聪明地适应了经济优先和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在清除权力绊脚石的手法上有所“创新”,把以往的“政治错误”转换为现在的“经济犯罪”,利用反腐败来搬倒强大政治对手。所以,前有陈希同的锒铛入狱,后有陈良宇的双规。

如果没有江泽民利用反腐败来整肃政治局委员级别高官的先例,现在的胡锦涛也很难利用经济指控搬倒上海帮。在此意义上,无论江、胡的执政风格及其政策有多大不同,但在高层权争的手法上,胡锦涛不愧江泽民的接班人。

一,江、胡均借“倒陈”掌控高层权争主导权

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两年的一九九五年,来自上海的总书记江泽民突然向以陈希同为代表的北京帮发难,将陈氏父子和多位北京帮干将送进了监狱。当年的中纪委通报说:现已查明,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侵吞大量贵重物品;生活腐化堕落,大量挥霍公款;利用职权支持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等经商,谋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对王宝森违法犯罪活动负有重大责任。陈希同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有关规定,中纪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

六四后,论党内资历,陈希同显然比江泽民和李瑞环都深厚;论政绩,陈希同更以平息八九运动的头功自居,所以,他对邓小平钦定江泽民和李瑞环升任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对江泽民出任党魁,心怀怨尤,一直不服。借助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曾一度批评江泽民极左、放出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时机,陈希同曾联合多个地方诸侯向邓小平状告江泽民。

江借反腐倒陈巩固权力

显然,陈希同过于狂妄和利令智昏,他完全不知中共政坛深浅,如此告御状无异于政治自杀。

首先,当六四大屠杀给邓小平的政治声誉带来致命伤害后,他自然把怨气倾泻到北京市大员身上,埋怨他们在汇报学运情况时没有如实地评价学运真相,而是夸大了学运带来的权力危机,致使邓小平感到权位的岌岌可危,才下令戒严和开枪,而大屠杀几乎彻底葬送了邓小平的政治声誉。所以,在六四后的中共高层人事安排上,邓小平把上海的江泽民和天津的李瑞环钦定进最高决策层,而冷落了自以为在平息八九运动中立了大功的北京市大员。其次,江泽民是邓小平钦定的,陈希同直接向江发难,等于间接地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如果邓保不住江,那就等于宣告邓的大权旁落,这是邓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故而,当江想要整治北京帮时,邓非但不会干涉,反而会支持江向那些不知深浅的地方诸侯开战。即便整肃北京帮可能涉及到邓家公子,只要邓支持江倒陈,江决不会整到邓家头上。

在邓和其它元老的支持下,江借反腐搞掉陈,赢得巩固权力的最大胜利:一,在中共高层起到敲山震虎的威慑作用,向那些企图挑战新党魁权力的地方诸侯发出明确的信号:如若再敢挑战我江泽民,请看陈希同的下场!由此树立起江在党内的铁腕权威;二,可以向社会传达出江核心的反腐败决心,缓解民怨,使江赢得民意支持,增加他的社会声誉。

胡借反腐倒陈树立权威

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一年的二○○六年,来自团派的总书记胡锦涛也以反腐败之名整肃上海帮。新华社消息指出:陈良宇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良宇同志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同志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倒陈之举,显然与中共十七大前的高层权争相关,也与三年前以陈良宇为首的地方诸侯向刚接班的胡温叫板有关。胡温上台以来,最令胡温头痛的权力困境有三:一是在最高决策层的少数困境。十六大权力交接之初,政治局内,胡温是少数而江的亲信是多数,致使胡温的重大决策难以顺利通过;二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即便是政治局通过了的决策也难以执行,比如,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地方豪强不仅是阳奉阴违,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向胡温发难。所以,胡温喊得再响,地方照样争着上项目、搞投资,致使宏观调控基本无效。在抵制胡温中央的地方豪强中,尤以上海陈良宇最为猖狂。三是腐败困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场腐败遍地开花,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已经变成半公开的发财规则,近几年又出现了愈演愈烈的买官卖官式腐败。而胡温企图在上海实施的反腐大动作又在抵制下流产。在刚上台的二○○三年,胡温就想借“周正毅案”来敲打上海帮,但那次试水上海无疑是权力冒进,基本以失败告终:非但没有整倒上海帮的老虎,甚至连苍蝇周正毅也只是轻判了区区三年。所以,胡温实施了一系列明暗共进的巩固权力和树立威望的措施。

一,高举社会公正的大旗。高唱亲民、关注分配不公、加大反腐力度,通过诉诸民意来树立其廉政形象;废除农业税,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八百元提升到一千六百元;明确提出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口号,江时代的收买精英和优惠中心城市转向赎买大众和优惠边缘地区;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创建和谐社会”为中心议题,提出九大目标和五方面措施,就是要通过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和财富分配模式来遏制两极分化。

二,抓紧高层权力布局调整。在将近四年的时间,胡锦涛一直在加紧中央、地方、军队的人事调整。在高层,他基本理顺了与江泽民亲信曾庆红的关系,也就等于掌控了政治局,扭转换届初期胡温在政治局中的少数地位。胡通过曾控制了党务系统(书记处和中组部),通过温掌控行政系统(国务院),通过吴官正控制了“东厂”大权(中纪委)。在地方,胡锦涛对地方进行大换血,把团派官员陆续提拔为地方诸侯;在军队,胡锦涛一面晋升十多名解放军上将和二十八名武警少将来收买军队,一面严惩几名腐败或失职的高级将领来树立他在军中的权威。以江泽民交出军委主席和出版《江选》为标志,胡锦涛已经基本可以掌控全局了。

胡整治上海帮手腕较江老辣

所以,权力羽翼逐渐丰满的胡温再借“社保案”重拳整肃上海帮,就已经是万事俱备。此次胡温成功倒掉地方豪强陈良宇,也让胡温中央取得一箭双雕的效应:一,通过整治关系到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社保基金领域的腐败大案,胡在民意中不但赢得铁腕反腐的美名,而且是赢得了关注底层利益和社会公正的美名;二,突然搬倒不可一世的地方豪强陈良宇,胡在中共高层树立起不容挑战的权威,江泽民为首的上海系再不能插手十七大的人事布局。倒陈是在警告那些企图挑战胡中央的党内豪强还是听话点儿,否则,就可能还会有第二个陈良宇。

胡锦涛重拳整治上海帮的手腕,也显示了超出江泽民的老辣。一,胡先通过高调出版江文选来换取江的闭嘴后,突然抛出早已掌控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对三年前曾经向胡温叫板的“上海帮”下狠手。陈良宇的束手就擒,彻底挽回胡温因周正毅案的失败而造成的权威流失。二,十一年前,江倒陈,调福建的贾庆林入主北京,致使北京官场一片怨气,就连北京老百姓也对贾庆林很不满。十一年后,胡倒陈,没有从外地调人入主上海,而是让上海的现任市长韩正代理市委书记,为了表明中央并非冲着上海官场来的,既有孤立陈良宇党羽的效应,也非常有利于上海政局的稳定。

二,与反腐败无关的腐败案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胡锦涛重拳整治上海帮,关键不在于能否遏制住愈演愈烈的腐败,而在于向海内外昭示了自身权力的巩固——胡姓中央已经完全掌控了十七大的人事主导权。然而,中共当局却有意将倒陈的舆论引向反腐败。陈良宇倒台的信息一经新华社公布,在人气最旺的三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狐上,点击率和跟贴可谓铺天盖地。但翻看这海量的跟贴,调门之统一已经很类似由中宣部网官主持召开的反腐大会,那种对贪官们的愤怒声讨,让人恍如置身于文革式的口诛笔伐;那种对胡温英明的高声礼赞,又似乎让人回到个人崇拜时代。

然而,胡中央真的能借此抑制腐败吗?

陈希同案以来贪腐越反越烈

只要回顾十一年前“陈希同案”以来的中共官场,答案就不言自明。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新华社发布了一篇仅一六五个字的消息:“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自毙身亡;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这则关于陈希同倒台的短消息,也曾引发出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国内舆论,自然一片赞美之声。当时甚至有评论说:毛泽东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管了整整二十年,党中央坚决查处陈希同,对全国党政干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要说陈希同案“对全国党政干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其说对官场腐败产生巨大震慑效应,不如说仅仅让官员们明白了“跟人要跟准”的道理。至于反腐败,那是越反越前赴后继,一个陈希同倒下去,无数个陈希同站起来。陈希同案的十一年以来,官场腐败非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是越反贪官越多、职位越高、金额越大。甚至杀了胡长青、成克杰两名省级官员来敲山震虎,但收效甚微,后继者不惧判刑、砍头,连高层的政治局委员都无法保全清白。

“江倒陈”“胡倒陈”乃权争结果

故而,陈良宇的倒掉只能证明:

一,陈良宇下台并不能说明胡温中央的反腐决心,更与破除“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免责传统无关,否则的话,有太多的高官早该因腐败下台。在上海,陈良宇在三年前的周正毅案中就该下台,黄菊及其妻子等人也早该被立案查处。在北京,贾庆林及其妻子涉嫌赖昌星大案,也早该立案调查。已经退休的江泽民和李鹏更应该被立案调查,即便查不出他们本人的贪腐问题,但他们的亲属和亲信都曾涉嫌腐败的大案要案。比如,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不仅身为中共副部级高干,而且他还纵横商界,与台湾富豪王永庆之子王文洋连手,投资十六亿美元创立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江绵恒自任副董事长。江绵恒同时兼任三家大公司的董事(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其中,中国网通已占据中国网络经济的半壁江山,江绵恒也被称为“中国电信大王”。李鹏的家人和亲信涉嫌贪腐的证据更为明确:李鹏的儿子李小勇卷入过“新国大”巨额集资诈骗案,该案主犯台湾商人曹予飞早被处死,而李小勇至今还逍遥法外。大陆杂志《证券市场周刊》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署名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华能国际》,揭露拥有六十亿资产的国有电力公司华能国际实质上是李鹏的家族企业,该公司的总经理是李鹏之子李小鹏,董事长是李鹏老婆朱琳。另外,李鹏的亲信高严(前中共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已经于二○○二年十月潜逃,至今去向不明。

二,表面上,陈良宇是因腐败下台,但实质上是因高层权争下台。自陈希同案以来,反腐败已经成为党内权争的利器,每到中共高层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清除政治对手的最好办法就是反腐。在这点上,胡锦涛与江泽民可谓一脉相承。以至于,利用反腐败来打击政治对手的官场潜规则,已经在多部反腐电视剧中有所表现。比如,北京电视台正在播放的《我主沉浮》,就有大量官场权争的内容。

三,在官权过大过强而民权过小过弱的今日中国,中共已经沦为利益党,以新老权贵家族为核心的各大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官商勾结的潜规则已经变成半公开的发财快捷方式。而在监督官权和限制官权的制度建设上却没有实质性改观,既无司法独立来保证反腐败的公正性,也无新闻自由来保证舆论监督的有效性。所以,无论中共高层的反腐决心有多大,也至多是“政治秀”而已。事实上,任何铁腕,也无法修补早已腐烂的党国根基,即便毛泽东再世,也只能望腐败而兴叹。因为,毛泽东留给中共特权阶层的最大遗产,就是这个不断孳生腐败的独裁制度。

在今日中国,无论是江倒陈还是胡倒陈,皆是高层权争的结果,并不可能让官员们有所收敛。相对于腐败的巨大收益来说,腐败的风险甚至可以忽略不及,只要在官场上跟对了人,闷声腐败的风险几乎为零。所以,没有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官权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前赴后继的腐败也决不会变。

2006年10月15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6年11月号)(博讯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