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开放杂志》,原名《解放月报》,创刊于一九八七年,于今已经二十岁了。庆幸的是,屈指一算,我与《开放》的缘分,也有十九年了。原因无他,价值观相通而已。

我看重这本政论杂志坚守言论自由和独立办刊的执着,即便在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的言论环境大不如前的情况下,也在政论杂志的生存空间日益局促的困境中,《开放》仍然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初衷。

作为大陆的独立知识人,也作为这本政论杂志的老作者和老读者,我受惠于这本政论杂志颇丰;我相信,大陆的许多独立知识人的感受,也会像我一样。所以,时逢她的二十岁生日。自然要为之写点甚么。

我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判毛泽东的,题目叫《混世魔王毛泽东》,发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号上。从此,我与这本政论杂志便结下了文字缘。期间,除了三次失去自由期间我没有为《开放》写稿之外,其它的时间一直没有停止过为她供稿。六四后,我进了秦城监狱,《开放》不仅为我呼吁,而且还转发了我的多篇文章。

等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再次执笔为她供稿时,《解放月报》更名为《开放杂志》,我的名字也被添列为“特约撰稿人”。特别是我学会计算机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在《开放》上发文。我发表在《开放》上的文章,还先后两次获得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会和国际特赦香港分会联合颁发的“人权新闻奖”,一次是“优异奖”,一次是“大奖”。

外界更多地知道我和《开放》的渊源,大概源于那篇名为《文坛“黑马”刘晓波》的访谈录,发表在该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结束了挪威奥斯陆大学三个月的访学,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我特意坐了途径香港的航班。第一次踏上殖民统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觉真好!我接受金钟先生的采访,感觉更好!

采访中,金钟先生的提问很直率,我的回答可谓放言无羁,说出了一段犯众怒的话。

金钟问:“那甚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我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尽管,六四后,这句“三百年殖民化”的即兴回答,变成了中共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证据;时至今日,这句话仍然不时地被爱国愤青提起,以此来批判我的“卖国主义”。然而,我不会用接受采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作辩解,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占据话语制高点的今日中国,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

这句话,不过是我至今无改的信念的极端表达而已,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因此,官方的批判也罢,爱国愤青的口水也好,每每想起,我都怀着感激,让我有机会即兴发挥。

今天,历史的进步结束了殖民时代,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的进步,大都于和平交往中的西化高度相关。今日中国的现实证明,凡是可以公开西化的领域,无疑是进步最快的领域。比如,进步最快的经济也是西化最为明显的领域。如果没有官民对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私有制权和自由贸易的逐步接受,中国经济决不会有如此巨大的进步,民众的私人财富也决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而中共对民主宪政等政治西化的顽固拒绝,恰恰是弊端产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也让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让中国政治仍然处在僵化而野蛮的独裁阶段,也让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政经分裂的中国形象。

如果有一天,大陆中国人也可以像香港同胞一样,有免于恐惧的尊严,有免于禁言的自由,也就是过上一种真正的开放生活,《开放》杂志在香港的使命也许就结束了。

如果真有这一天,我希望,《开放》能够进入大陆,依然保持其独立办刊、关怀社会、时政敏感和精益求精,我也依然愿意继续作她的作者和读者。

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金钟按】谢谢晓波。他让我回忆起一九八八年对他的那次访问。那时,晓波“文坛黑马”之名盛传。访问中,他锋芒毕露,雄辩滔滔。最后“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一语,脱口而出。虽然出格,我却完全理解和尊重他的表达。我在香港做了记者二十多年,访问做了几百个吧。基本上都是录音而亲自整理成文,没有一个被访者提过异议。犹记得一九八六年访问港大学者薛凤璇那次,他针对港反核潮,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但局势很僵。我问他如果市民不接受你的意见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就让他们跳海去吧!访问发表后,他因这句话遭到传媒和市民的激烈围攻,而且任人大代表事也搁置了。可是他事后致信给我,说访问写得很好。无悔。

今天,晓波事过十八年,也是一样的无悔。我感谢他们对新闻工作专业的尊重,也深感他们是有理智、敢于负责的人。晓波为了这句“三百年殖民地”的话,吃了苦,受了罪,我同情他的遭遇。他被捕,我们为他做了特别报导。当然,我不认为他说错了,或我报导错了,因为言论自由本身是没有价值判断的,没有是非限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