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改革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面对道义在民间和民间评价标准日益独立的现实,这个老大政权仍然故步自封,把封报、封网、禁书作为其主要统治手段之一。特别是2004年以来,开明报刊挨整、民间网站被封、优秀新闻人被整、好书被禁……已经变成今日中国的常态。

噤若寒蝉的权力恐惧症,既与最高当局的政治左转有关,也与意识形态衙门的官员有关。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已经变成官场的普遍潜规则,如果意识形态的主管官员稍有良知,或者对“干脏活”稍有保留,他们就不会积极主动地与出版自由为敌、与公民权利为敌、与民意为敌,甚至与政权制定的宪法为敌。

今日中国,尽管独裁制度为官员们干脏活提供制度支持,但国内民间反弹和国际社会压力也会让他们有所收敛,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官场的另一项潜规则——官员们要为自己留退路。只要没有受到不干脏活就掉乌纱帽的压力,负责执行的具体官员大都没有主动干脏活的利益驱动。但现在的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却是例外。比如,冰点事件就来自意识形态衙门和团中央的主动干脏活。以至于,当冰点停刊变成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之后,最高当局为了降低负面影响,不得不下令复刊来收拾残局。

所以,这次禁书,大概也不是来自最高层的不可抗拒的压力,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龙新民等人迎合上峰的政治左转的主动作为。自龙新民2005年12月当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后,新观上任的“三把火”,把把都是不得民心的脏活。龙新民们对新闻、出版、网络的控制越来越严,下手也越来越狠,《新京报》总编被撤职,冰点被停刊、记者昝爱宗被拘留、《百姓》主编被撤职,……甚至连“世纪中国”这样的温和网站也不允许存在。所以,他主持的衙门一下封杀八部已经出版的作品,我一点也不奇怪。与此同时,这个衙门也不断增加被禁作家的名单,不但禁了焦国标、王怡、余杰的名字,就连温和的老人茅于轼也被列入黑名单。

一禁就是八部,这在近年来的禁书令中还是少见的。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把龙新民们称为“精神刽子手”,一点也没冤枉了这些小官僚。

被禁书单如下:

晓剑的小说《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时间跨度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刻画了霍达东如何带领农民造反,靠砸仓抢粮、红匪游击而成为共军将领;1949年之后,当上副省级高官的霍达东却完全不适应毛时代的官场,最后落得功败垂成。书中涉及到中共在延安时代种鸦片。

朱凌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记录了一位民间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坎坷竞选之路,他连续12年自荐竞选,屡败屡战,永不退缩;他在人大会议上敢于一次次大声地喊出“我反对”!

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浮沉,写出了那些名动一时的戏剧名角怎样被毛时代的政治所淹没,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又是怎样在中共政权的糟蹋下凋零。京剧的辉煌声明由一代名角谱写,文化革命革掉了名角和京剧的命。

国亚的回忆录《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讲了一个家族的150多年的沉浮(1850年——2004年),有评论称之为“一部能让千百万人流泪的人民信史”,特别是作者记述他所经历的1989年的学运。

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以亲历讲述了《人民日报》在1949年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角色,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运动、胡风事件、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等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了反右中巴人、徐懋庸、吴祖光等人,文革中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夏衍、唐弢、孟超、陈笑雨等人的悲剧命运;还记述冰心、胡乔木、周扬、林淡秋、袁水拍、赵朴初、赵丹等人。其中的真相和是非,加上作者多年来珍藏的信件、手稿、照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旷晨编的《年代怀旧丛书》,分为50年代、60年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70年代和80年代(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记录了50年代的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物价飞涨、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西藏和平解放、创建人民公社,庐山会议;60年代的饥饿记忆、学习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原子弹爆炸、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大串联;70年代的上山下乡,批林批孔、周、朱毛死亡、天安门事件、四人帮“的垮台、中越之战、平反冤假错案;80年代重大新闻事件、有影响的电影、电视剧、歌星、书籍。

胡发云的小说《如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触及到网络时代的真实中国,记录了SARS危机和孙志刚事件中的众生态,有官场的黑暗,官权的谎言,官员的势力,也有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老一代的深切反思,中年一代良知者的呐喊。

朱华祥的小说《新闻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记录了中国新闻界的种种丑态,被评论界誉为新闻官场现形记。

这些被禁作品,或挖掘荒谬而残酷的历史,或直面其他作家不愿正视的现实,史实大都是黑色的,人物命运大都是悲剧,即便有喜剧色彩,也以“黑色幽默”为主。其中,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和胡发云的《如焉》,大受欢迎。两部著作在新浪读书频道连载,得到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

面对这样八本作品,龙新民大人和邬书林副大人真的很浅薄。他们总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表演霸权的傲慢、丑陋和肮脏,而无权者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忍气吞声地一任邪恶的通行无阻。然而,他们恰恰被权力傲慢蒙住了双眼,看不到民间社会的巨大变化,还以为中国仍然停留知识人任由摆布的毛时代。所以,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权力的威慑力的同时,也低估了知识分子捍卫个人自由的决心和勇气;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封杀效力的同时,也低估了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难以封杀。

难道邬副大人真的不知道,权力的禁令是被禁者的广告。邬副大人真应该上网浏览一下,听听网名的抗议声和戏谑声:“禁书、禁片向来是老百姓的首选。感谢老钨的炒做,并祝它开心!”(http://work.cat898.com/dispbbs.asp?boardid=1&star=4&replyid=15551499&id=1474905&skin=0&page=1)

经过近三十年的民间自我启蒙,特别是经过六四大屠杀的血与火,无权者已经积累了敢于对抗官权压迫的资源,那是无权者的经济独立和权利觉醒,也是无权者反抗权势者的勇气提升。换言之,民间的最大变化在于:官权通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肚子饱了,心胸宽了,肩膀直了,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付出代价,这代价民间已经付得起了。因为,那些活得不再寒酸的知识人,他们的饭碗来自市场而非官赐,他们的荣誉来自民间而非册封。

章诒和女士就禁书事件发出的公开声明,就是这独立、这觉醒、这尊严、这勇气的最新见证;章诒和的《我的声明和态度》和沙叶新的声援文章被贴到国内民间网站上,双双获得高点击率和高支持率,乃民间评价系统给予反抗者的荣誉。

所以,现在的意识形态衙门,既可恶又可怜,禁书令不敢拿到媒体上公开,而只能在内部通风会上宣布,权再大,也是不敢见光的黑社会;恬不知耻的副署长邬书林,在通风会上训斥湖南文艺出版社时说:“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多可怜的小官僚,一面耍威风,一面说黑话,居然不敢直呼被禁作者的名字,而只能用“这个人”代之。因为,邬副大人禁书理由,拿不出任何法律、甚至情理上的依据,而只能动用黑社会蛮横——因人废书!

与小官僚的猥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禁的“这个人”——章诒和女士。她的声明一开篇就直捣小官僚的命脉,点破了邬副大人的黑话:“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接着,她列举了自己的宪法权利:“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种官民博弈,有权者的阴暗与无权者的阳光,可谓黑白分明。黑暗中的小官僚如同躲在阴影里的鬼魅,白昼中的个人如同阳光下的天使。因为,这种动辄禁书的权力,于法无据,与理相悖,所以,权再大,也是黑权力;再威风,也是黑社会作派。而黑权力和黑作派,也就只能暗箱操作。

故而,章诒和女士敢于坦称自己曾经是“右派”,如实陈述写作动机“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故而,章诒和女士敢于表明自我维权的绝决态度:“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如若不是黑权力欺人太甚,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公民权利,章诒和女士大概还不会进行公开反抗。现在,面对“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的无权者,意识形态衙门的小官僚们敢于用生命维护他们的黑权力吗?如果章诒和女士诉诸宪法及相关法律,聘请律师状告新闻出版署及小官僚们,龙大人和邬副大人敢于应诉吗?

一个不准自由言说的政权,只能喂养一群怕见光的官僚。道义合法性严重不足的中共政权,已经脆弱到如此地步:除了谎言,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所以,我坚信,他们不敢。

记得两年多前,章诒和女士在接受独立中文笔会2004年度自由写作奖的答谢词中说:“今天我愿意接受这个奖项,也是自己将继续坚守独立自由写作立场的表达。”“我这一辈子,除了父母给我以温暖,命运几乎对我没有微笑过。今天,我看到了许多微笑。谢谢!为了微笑。”

是的,为了坚守独立自由写作立场,无权者的反抗和声援,就是政治严寒中的炉火,彼此照亮,彼此温暖。因照亮而相互微笑,因温暖而相互感激,因感激而相互激励,不再做哑巴臣民,而是做独立自主的会说话公民。即在不许自由的强制下,用公开发言来克服内在恐惧,把自己当作自由人来发言来行动。

2007年1月20日于北京家中

附录:中国出版自由杀手简历

龙新民署长简历

龙新民,男,汉族,1946年9月生,湖南祁东人,1973年12月入党,1969年9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记者。现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局长。历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新闻组组长、新闻部副主任、主任、副台长,北京电视台副台长兼新闻部主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北京电视台台长,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市版权局局长,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2005年12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局长。

柳斌杰副署长简历

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1948年9月生,陕西长武人;1968年4月参加工作,197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外研所西方经济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教授,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1995年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秘书长,1999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宣传部部长。2002年4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2004年11月兼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2006年11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副书记。

李东东副署长简历

李东东,女,汉族,1951年8月生于北京,籍贯河北徐水。1968年12月参加工作,197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历任:北京市科委宣传处新闻干事;经济日报社农村部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特刊部主任;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副书记;国家体改委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报社社长兼总编辑。2002年4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6年12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

邬书林副署长简历

邬书林,男,汉族,1954年2月12日生于江苏镇江。197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1978年,江苏焦化厂工人、调度;1978-1982年,南京大学经济学系读大学;1982-2001年,中宣部出版局干事、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1986-1989年,中央党校青年干部班研究生毕业(中央党校培训部);2001-2004年,中宣部副秘书长兼改革办主任;2004年10月至今,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

阎晓宏副署长、副局长简历

阎晓宏,1955年6月生,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大学毕业。1970年8月-1971年12月,银川机砖厂、银川公路队工人;1972年1月-1979年7月,兰州铁路局中卫机务段工人;1979- 198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3-1987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计委工作;1987-1994年,在新闻出版署人事教育司劳动工资处、图书管理司社会科学管理处工作;1994年-2000年,任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副司长、司长;2000年8月-2002年3月,任新闻出版署办公室主任;2002年3月-2004年5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图书管理司司长;2004年5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国家版权局副局长;2006年12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