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有专门负责言论管制的意识形态衙门,党有中宣部,政府有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它们对图书出版的例行管制措施,就是每逢岁末年初都要召开出版界的内部通风会。会议召集者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参加者是全国各地的宣传部、出版署的官员,全国各大出版社和著名刊物的头头。会议要按照中共的“政治正确”来总结过去一年的出版工作,而每年的总结都少不了开出一份“禁书单”,由新闻出版总署分管出版发行的副署长来宣布。被点名的书籍,不得继续印刷发行;被点名的出版社,轻则检讨和罚款,重则撤职,再重关门。

这几年,海内外知道的著名禁书就有:李佩甫的《羊的门》,王跃文的《国画》,岳建一编辑的丛书《中国知青备忘录》,卫慧的《上海宝贝》,吴思的《潜规则》,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余世存的《非常道》,北岛的《失败之书》,徐晓的《半生为人》,等等。还有一些中共前高官的回忆录,根本无法在国内出版,只能拿到香港去出,如,《吴法宪回忆录》,老左派邓力群的《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等。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2006年因盗版《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被吊销执照。

可以说,禁书是中国体制的必然,绝大多数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出版社和作者虽有不满,但出于生存的需要,也大都保持沉默,自然不会引起舆论风波。然而,年年有禁书,今年却不同,著名作家章诒和女士的公开抗议打破了以往的普遍沉默。

在今年的例行通风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点了八本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也在其中。邬副署长还特别不点名地强调:“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

章诒和女士得知自己的书再次被禁后,公开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对“因人废书”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另一位禁书作者胡发云也起而维权。他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信,要求官权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的理由,不要再搞偷偷摸摸的类似黑道打闷棍的禁书方式。遭禁作品《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传主姚立法,已经将禁书寄给胡锦涛和温家宝并投书申诉。

章诒和的声明一出,顿时引发知识界和网民的支持,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作家邵燕祥﹑北京学者陈小雅、浙江记者昝爱宗、北京学者余世存、北京律师浦志强等一大批人士纷纷公开发言,网络上关于禁书事件的点击率超过十万,上万网民发出跟帖,支持被禁作家的抗议和起诉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

一禁就是八部,同一位作家连续三本书被禁,怪不得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在《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一文中,把邬书林等意识形态官员称为“精神刽子手”。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意识形态官员,统统患上了合法性败血症,霸道是霸道,但因于法无据、与理相悖,只能霸道得浅薄而怯懦——理不直、气不壮。

说他们浅薄,乃因他们的权力狂妄。面对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现实,面对道义在民间和民间评价标准日益独立的时代,他们仍然故步自封,总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践踏基本人权的恶行就可以通行无阻,而被整肃的无权者只能忍气吞声。然而,他们恰恰被权力傲慢蒙住了双眼,看不到民间社会的巨大变化,还以为中国仍然停留知识人任由摆布的毛时代。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权力的威慑力的同时,也低估了知识分子捍卫个人自由的决心和勇气;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封杀效力的同时,也低估了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难以封杀。

说他们怯懦,源于禁书没有任何法律的道义的依据。所以,堂堂政府机构却不敢公开禁书,而只能玩弄幕后的黑箱操作,禁书令不敢拿到媒体上公开,只能以内部的通风会宣读、电话打招呼、口头传达的形式进行,还不许录音,不留文字,但必须牢记脑中;堂堂副署长邬书林训斥湖南文艺出版社时,居然不敢直呼“章诒和”的名字,而是用“这个人”来代替。多可怜的官僚,一面耍威风,一面说黑话,权再大,也是不敢见光的黑社会。所以,这个老大的执政党只能象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干脏活。

更怯懦的是,当这种黑社会式官权遭遇无权者的公开反抗,官僚们大都是缩头乌龟,从来不敢公开回应那些公开挑战官权的良知。去年的“冰点事件”,中宣部和团中央的官员不敢回应李大同和卢跃刚的公开挑战;今年的“禁书事件”,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们也不敢正面回应章诒和的挑战。

与官权的懦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章诒和女士却是无权者无畏,非要向邬书林讨个公开的说法。有权者的阴暗与无权者的阳光,可谓黑白分明。黑暗中的小官僚如同躲在阴影里的鬼魅,白昼中的个人如同阳光下的天使。1月24日,章诒和再次公开发言《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要求邬书林公开回答:“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从禁书事件中,我看到两种恐惧和一种勇气。一是多年来的大多数被禁作者的沉默,说明政治恐怖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二是当权者不敢公开回应无权者的挑战,说明了官权对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畏惧;三是章诒和的公开反抗与民意对章的公开支持,说明官权的整肃不再具有杀一儆百的威慑效应。

一句话,自六四以来,北京政权就患上了道义合法性败血症,穷的只剩下蛮横的权力,也只能喂养一群干脏活、怕见光的官僚,除了谎言,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若不是患上这种败血症,领导着一个正在崛起堂堂的大国的老大执政党,何以处处表现出草木皆兵的恐惧和虚弱,以至于,恐惧到禁书、封网、整肃冰点、把盲人维权者陈光诚投入监狱;虚弱到满口谎言、不敢正面回应一支笔的挑战。

现在的中国,民间的饭碗来自市场而非官赐,知识分子的信誉来自民间而非册封。所以,官权在变,变得越来越越缺乏道义自信,虽然恐怖政治依旧,但残暴性和威慑力都在不断下降;民间在变,反抗官权的勇气在不断提升,虽然恐惧仍如魔影四处游荡,但敢于冲破魔影的反抗者也越来越多,他们愿意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付出代价,致使官权通吃的时代一去不返。

2007年1月26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