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杂志”编者按:守望在北京的杰出政论家刘晓波,十多年如一日地观察分析中国政经与文化演变,落笔入木三分,大气磅礴,概括力无出其右。这篇新作,不容错过。

●在山东曲阜举行祭孔大典

六四后,正统意识形态急遽衰落,邓小平的“不争论”使中共统治陷入意识形态焦虑,从江泽民的“三讲”到“三个代表”,从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到“和谐社会”,党魁们提出的这些意识形态口号,虽然能够靠权力垄断写进党章和宪法,但在社会中却如同过眼烟云,普通百姓不当回事,就是七千万党员也口是心非。於是,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变成国人的意识形态护身符,中共也把爱国主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对外,把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的官方口号与反美反日反台独捆绑在一起,把满世界建“孔子学院”作为输出软实力的重头戏;对内,官权引导着纵容着整个社会向皇权时代回归,伟大的皇帝与伟大的盛世变成大众文化的主旋律,就连对岸的李敖来大陆,也加入鼓吹“汉唐未有之盛世”的行列。

重温帝国梦,凸显大国崛起

随着官方演奏的“盛世”主旋律的风靡,知识界再次扮演了吹鼓手的角色,在御用精英的笔下,一面是赶超英美的预言,一面是文化复兴的号召。大动乱之后的发展经济是休息养生,对未来的小康承诺是温饱知足,和谐社会是传统太平盛世的翻版,八荣八耻的德治迎合儒家传统。君不见,配合着官方民族主义煽情,成群的社会名流振臂高呼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二○○五年春节晚会的开埸歌舞名曰:〈盛世大联欢〉,收场节目名曰:〈盛世钟声〉,首尾呼应地突出当下中国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题。此一主题,早在以古颂今的古装戏热中得到煽情的表达:“统一秀”、“天下秀”、“明君秀”、“青天秀”……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等帝王成为影视界抢拍的对象,由此生发的对历史的再现和诠释,完全基於成王败寇而毫无是非善恶的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用重温“帝王梦”和“帝国梦”来凸现当下“大国梦”。

一群新儒家,大倡儒学治国

许嘉璐、王蒙、杨振宁、季羡林、任继愈等名流领衔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号召重评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以蒋庆为代表的一群中年“新儒家”提倡所谓“王道政治”,主张“儒教”治国,呼籲政府用行政手段推广“少儿读经运动”,把儒教作为官方钦定的意识形态(王官学),重建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此同时,民间要建立“中国儒教协会”,将为儒教古籍等有形财产,以及包括孔子像等在内的无形财产申请专利保护。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营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商旅活动,以及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营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需向“中国儒教协会”交税。如果这样的设想变成现实,那么“中国儒教协会”也就变成了“第二政府”。

十博士生公开号召抵制“耶诞节”,让中国人找回一以贯之的辟邪教的传统:先秦的孔孟主张“攻乎异端”和“放淫辞邪说”,唐代的韩愈等人极力“辟佛”,宋明儒学将中国文化复归正统和正位。所以,今日国人“能言拒耶教者,圣人之徒也。”不仅要“拒斥耶教”和“天主教”,也要拒斥活跃於东三省的“东正教”。

前党魁江泽民在亚太地区峰会上穿了“唐装”,一时间“唐装”风靡全中国;数十位教授、博士、硕士发出倡议书,呼籲政府把“汉服”定位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礼服。

于丹热到祭孔国内烧到海外

国学热持续升温,开办国学院、国学班和国学大师讲坛,开通国学短信,百名学者开通“国学博客圈”,央视的“百家讲台”提供了大众传媒平台,邀请众多文化人开讲中国古代经典和朝代历史,让传统文化由象牙塔走进千家万户,不断地制造出文化热点。最近,“于丹热”风靡全国,为虚幻“盛世”注入通俗化的精神麻醉剂——无论遭遇到什么,都不要向外抱怨,而要专注内心,就能随遇而安。

士大夫狂妄传统高调回归,许多中国文化人的个人博客首页都有宋儒张载的那段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甚至有人狂妄得目无地球,写出《儒家文明整合全球》的专着。

国人开始玩起祭祖宗运动,从“祭黄帝”到“祭孔”,从国内祭孔发展为全球华人联合祭孔,排场华丽和造势夸张。〈二○○五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也是民族主义和盛世的双重奏:“小康初成,大同在梦。欣逢盛世,强国威风”。

然而,这种小康,不过是温饱的“猪圈”;这种盛世,不过是繁荣“娼”盛的粉饰太平;这种威风,不过是官权对民众的榨取盘剥和大款的富贵攀比而已。草根维权人士遭到官权的逮捕和黑社会的围殴,更凸现了“盛世”掩饰下的政府黑社会化的末世。

●青年女学者于丹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风靡全国,然后又出书《论语心得》热卖。

商业营造,盛世美感暴君美学

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中共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消费方式,他们的家居用品和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甚至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在商业娱乐越来越成为官方主旋律的包装的小品化时代,知识精英还营造出一种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学,两者共同使用着以古颂今的献媚技巧,臆造古代中国的盛世狂欢,重温狂欢中的大一统梦想,煽起梦想中的英雄主义和救世主义。这种伪崇高的英雄主义美学,在名导演张艺谋的《英雄》再上层楼。它既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也是伪崇高的英雄主义的美学表达,粗糙而牵强的人物关系和情结设置,与最精美的风景明信片的拼凑在一起,对暴力征服的崇拜披上伪善道义的盛装,如同胡温的恐怖政治披上“亲民”的盛装一样。

它依靠一种自我改编的历史和一种自我标榜的正义,用天下主义的“真理”来为嗜血的皇权文明辩护。是的,具有英雄情结和霸权野心的暴君最不在乎牺牲,因为他握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又有太多的百姓可供他任意驱使,来作为他实现帝国梦的工具。所以,张艺谋取得了官方首席导演的地位,大一统和盛世包装的暴力美学取得了准官方的美学地位。央视名嘴朱军也跟着向皇家看齐,他在接受採访时曾大言不惭地谈及自己的主持风格:“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就要有皇家的气派和风范!”

精英戏子化,精神假象必成泡沫

在独裁制度仍然主宰国运的当下中国,综观“传统文化复兴”所制造的文化产品,如同一百多年前康有为“尊孔”和袁世凯的“祭孔”一样,变成腐朽帝制价值复辟的意识形态前奏;也如同六四后普遍走向娱乐化的文化产品一样,堕落为辩护意识与休闲消费,全民的调笑和尊孔有助知足常乐心态的普遍化。当学者和作家变成了小康时代舞台上的明星戏子,学术和艺术自然蜕变为装点讴歌盛世晚会上的小品。今日中国所谓的精英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份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所谓知识份子的边缘化,不过是知识人放弃知识而进入文化市场而已;知识明星成为小康时代最醒目的文化标志。

后现代的技巧包装着前现代的腐屍,御用文人的生花妙笔如同闪亮而柔软的丝绸,编织出大红顶戴和明黄龙袍的鲜艳,审美的视觉效果是何等醒目!利用现代媒体传播前现代价值和献媚於当权者,巨大投资、百般雕琢和铺天广告所堆砌的古今王朝,它们的精致也把审美上的粗俗和陈腐推向新高。暴露的恰恰是知识精英已经丧失“精神创造”和“文化重建”的能力,中国制度也丧失了鼓励诚信的内在动力和培植高品味文化的底蕴。现在,对传统文化的高调回归,非但无助於国人精神危机的缓解和文化创造力的恢复,反而只能加深这一危机和文化创造上的无能。

反讽的是,精英们对“国学”和“儒家传统”的所有言说,不过是与胡温的“亲民秀”相配合的“人文秀”;知识人和媒体共同制造的一个个传统文化热点,运用的恰恰是来自西方的市场营销术,制造者和营销者的最大收穫是赢得了市场,是靠制造精神假象来掩盖无灵魂的生存。

在一个制度性造假的中国,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处女与假文凭假学术假孔子假传统正好般配:“新政”是泡沫,“和谐”是泡沫,“盛世”是泡沫,“尊孔”也必然是泡沫。

二○○七年五月十八日于北京家中(2007年6月号开放杂志)

编者注:以前还曾查到过另一篇文章,是一篇“摘编”,内容与此篇文章基本一致,只是标题中用的是“祭孔”二字,而不是“尊孔”。后来查不到这篇文章了。此文与20051013“刘晓波:在祭孔闹剧的背后”一文的内容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又:《争鸣》2005年11月号发表的原文已经得到,见20051009-刘晓波:虚幻盛世下的“祭孔”闹剧.doc.

以下是“摘编”的内容:

2005年11月香港出版的《争鸣》发表刘晓波《虚幻盛世下的“祭孔”闹剧》,现将其中分析批判批评中国知识精英犬儒化的内容摘录如下以供参考。作者在文章中说:

刘晓波:虚幻盛世下的“祭孔”闹剧

近几年来,随着“盛世”主旋律的风靡,知识界再次扮演了吹鼓手的角色,不止一位社会名流振臂高呼复兴中国传统文化。2004年10月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号召重评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近两年,一群中年“儒者”提倡所谓“王道政治”,煽起“少儿读经运动”,还有人再次狂妄得目无地球,写出名为《儒家文明整合全球》的专着;同时,国人开始玩起祭祖宗运动,从“祭黄帝”到“祭孔”,排场华丽和造势夸张。《2005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也是民族主义和盛世的双重奏:“小康初成,大同在梦。欣逢盛世,强国威风”。

文章说: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消费方式,他们的家居用品和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甚至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精英们充满改革激情,但其后屈从于官权的收买,致力于权力、金钱与知识的合谋,变成跛足改革的受益阶层之一,精英的御用化和戏子化与人文精神的小品化和犬儒化同步泛滥。精英们无法为大众提供良知示范,也无法为社会提供高品味的文化产品。所以大众文化的风靡,既是官方意识形态崩溃后的正常现象,也表征着知识界的无灵魂状态的急遽普遍化——既是道义良知的匮乏,也是知识诚实的空白(学术腐败的泛滥)。

由于知识精英无法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粗俗平庸的大众文化来填补空白,也就势在必然。致力于权力、金钱与知识的的合谋知识精英们,没有资格苛责赵本山们、木子美们、芙蓉姐姐们、超女们、新民谣的作者们、迷恋气功和商业娱乐的大众。

本该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知识分子,即本该承担社会批判与公众启蒙的责任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成为执政集团的附属物,成为执政党操纵大众的辩护工具;另一方面变成了文化商人,操纵着精神鸦片的生产和销售。他们在自艾自怜地感叹人心不古和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却仍然以独霸的话语地位进入权力的中心和文化市场的旋涡,既当执政党的高级幕僚又做大资本家的高级马仔,通过出卖学术诚信和道义良知来完成了知识与权力与金钱的结盟,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私人资本积累。

在商业娱乐越来越成为官方主旋律的包装的小品化时代,知识精英还营造出一种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学,两者共同使用着以古颂今的献媚技巧,臆造汉武、盛唐、康乾的盛世狂欢,重温狂欢中的大一统梦想,煽起梦想中的英雄主义和救世主义。比如,2005年春节晚会的开场歌舞名曰:《盛世大联欢》,收场节目名曰:《盛世钟声》,首尾呼应地突出当下中国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题。此一主题,早在以古颂今的古装戏热中得到煽情的表达:“统一秀”、“天下秀”、“明君秀”、“青天秀”……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等帝王成为影视界抢拍的对象,由此生发的对历史的再现和诠释,完全基于成王败寇而毫无是非善恶的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用重温“帝王梦”和“帝国梦”来凸现当下“大国梦”。

他们制造的文化产品,不再具有任何批判意识与启蒙功能,而堕落为辩护意识与休闲消费,因为全民调笑有助知足常乐心态的普遍化。当学者和作家变成了小康时代舞台上的明星戏子,学术和艺术自然蜕变为装点繁荣盛世的晚会上的小品。所谓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所谓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过是知识人放弃知识而进入文化市场而已;知识明星成为小康时代最醒目的文化标志。

后现代的技巧包装着前现代的腐尸,御用文人的生花妙笔如同闪亮而柔软的丝绸,编织出大红顶戴和明黄龙袍的鲜艳,审美的视觉效果是何等醒目!利用现代媒体传播前现代价值和献媚于当权者,巨大投资、百般雕琢和铺天广告所堆砌的古今王朝,它们的精致也把审美上的粗俗和陈腐推向新高。

同时,知识精英也身体力行地加入腐败行列,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腐败泛滥之所以变成醒目的社会毒瘤之一,就在于知识精英已经沦为金钱和权力的双重奴隶。一方面,他们成为执政集团的附属物,成为党权操纵大众的辩护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变成了文化商人,操纵着精神鸦片的生产和销售;所谓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

所以,知识界找出的种种自我辩护的理由,不过是推卸责任的借口而已:掩盖自身品质的腐烂和创造力的萎缩。文人们把“人文精神”的萎缩归咎为“商业文化”所带来的惟利是图,道德家们把“肉身展示”的性放纵归咎于全球化所导致的西方文化入侵,学者们把文化产品的低俗化归咎于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欣赏品味的低下……暴露的恰恰是知识精英已经丧失“精神创造”和“文化重建”的能力,中国的制度也丧失了鼓励诚信的内在机制和培植高品味精神的文化底蕴。精英和中产白领所提倡的“环保秀”、“民粹秀”、“振兴本土文化秀”等人文精神,不仅丝毫无助于精神危机的缓解和恢复文化原创力,反而在加深这一危机和文化创造上的无能。精英们对“人文精神”的所有言说,不过是与胡温的“亲民秀”相配合的“人文秀”,是靠制造人文精神假相来掩盖无灵魂的生存。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处女与假文凭假学术假良知假批判正好般配。

“正在崛起的中国”,一部分人在物质上的确“先富起来”,但并没有与之同步的精神上“先富起来”。恰恰相反,“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物质上已经“富足、太富足了”,而在精神上又“贫困、太贫困”了,钱包的超厚度与灵魂的超干瘪形成鲜明的反差。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金钱和知识之间的同谋。这样的知识精英群体只能是社会精神堕落的主动帮忙者或被动帮闲者,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良知的象征和填补灵魂空白的启蒙者。所以,大众娱乐明星的名字对平民阶层的巨大魅力,既证明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失败,也凸现了知识精英的启蒙思想和知识品格的贫困。与其没完没了地谴责社会精神的庸俗化和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气和负责的理性来检讨知识精英自身的犬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