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古代奴隶制的丑陋,知道殖民者贩卖黑奴的冷血,知道早期资本主义压榨童工的贪婪,然而,在奴隶制、贩奴、童工早已成为千夫所指的二十一世纪,在自豪地炫耀大国崛起和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在天天宣讲“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胡温亲民秀中,中国山西却出现了大规模“黑窑童奴”,震惊海外,谴责和问责之声遍布传统媒体和网络,可谓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用的最多的词汇是“丧心病狂”、“灭绝人性”、“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罄竹难书”……

邪恶之极的当代“黑窑童奴”

人的行善,大都不会超出人类的想象力;而人的作恶,每每让人类的想象力不及。特别是生活在野蛮制度下的人,他们的为恶经常会让人惊叹:难以想象!中共独裁所犯罪错为中国带来的灾难,更是难以想象!

此次山西童奴之罪,其规模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堪称极端的邪恶,足以超出任何人对邪恶的想象力。

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文盲最多、非正常死亡最多的国家,超出想象力的罪恶太多了,以至于,中国人已经没有想象力了,也不会再惊叹了!

中国的污染最重、枪毙人最多、大型矿难最多、强行堕胎最严重,已经无法刺激人们的神经了;

中国的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假冒劣质品最多、食品最不安全,已经见怪不怪了;

中国的农民最多而农民却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已经熟视无睹了;

中国的官僚人数最多、官员权力最大、官场最腐败,已经几千年一贯制了。

现在,中国人惊叹的是,中国已经崛起了,以人为本了,走向和谐了,步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世了,也将举办世界上最成功的2008年北京奥运了。

买卖“童奴”之罪

“童奴”的来源是非法贩卖。据媒体报道,这些被卖为童奴的孩子大多在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拐骗或绑架,以每人500元的价格卖到黑窑做苦工,甚至地方劳动监察部门也参与这种极端恶劣的犯罪,作为中介把“童奴”卖给黑窑。

被劫掠的“童奴”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最小年龄只有八岁。他们被掠入黑窑后,窑主便切断孩子们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孩子们便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除非冒着被打残或打死的风险逃跑成功,否则的话,他们就只能被迫忍受“童奴”悲惨遭遇。

“童奴”们被强迫卖苦力的黑窑,大都依山而建,三面土山,一面出口,出口大门一锁,监工居高临下、黑窑的劳动场地便一目了然。出口处都有多条狼狗把守,监工和包工头也都住在出口处,以防“童奴”们逃跑。

砖窑的劳动是高强度的,劳动时间过长,连成年人都无法承受,何况未成年人。但“童奴”们被强制作工的时间却是每天十五、六个小时,最长达到每天20个小时(早5点-凌晨1点)。而且,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却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童奴”的一日三餐都是冷馍、凉拌包心菜或萝卜,三个月吃不到肉:“童奴”没有劳动服,穿的就是被掠时的衣服:“童奴”睡在工棚里只铺着一层薄棉被的地上,每天都是裹艺而睡:“童奴”多月不洗头、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虱子遍身,头发长得像野人。

为了防止“童奴”黑夜逃跑,入夜后,监工就锁住工棚大门。“童奴”的住处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就这样一夜复一夜,“童奴”夜间的吃喝拉撒,全在黑暗的工棚里,腥臊味冲天。当他们被亲人解救出来时,个个蓬头垢面、遍体鳞伤,有人还穿着沾满尘灰、破烂不堪的校服。

“童奴”被拐骗时,拐骗者许诺的工资是每月800元,但直到他们被解救时,却从未拿到过一分钱。更为惊人的是,获救的姓朱童奴获救时,砖场补发了三百元的微薄工资,却遭官员没收。

“童奴”稍有怠慢,就会或皮鞭或棍棒或砖头加身,许多人被暴打致傻或致残,甚至有多名“童奴”被殴打致死。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治了数月也未痊愈)。被监工用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的孩子,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有的孩子被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工头和窑主就把苦工活活埋掉。2007年春节前后,窑厂两位工人被监工殴打致死。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暗访时,甚至从当时埋尸的工人口中听说,在埋掉他们时,两个人似乎还有呼吸。

被解救的河南汝州市场楼乡16岁少年陈成功对记者说:“窑场里有一种长两米多的搅拌机,机器转速很快,不管什么东西,扔到搅拌机里,瞬间就会打成碎末。在那个窑场,如果有哪个窑工不好好干,窑场就会打电话叫来几个专门”杀人“的人。一次,他被领到该窑场,光头熊腰的”刽子手“把一个窑工几棒打晕,随后扔到飞速旋转的搅拌机里……这个场面让他不寒而栗,然而窑老板却让他把目睹的过程讲给其他窑工听。”(《燕赵都市报》2007年06月18日“16岁少年讲述被骗经过:在钢管长刀胁迫下落难”)

按照普世人权标准,黑窑童奴已经超过人类文明的最后底线;即便按照中国现行法律,“童奴”事件的相关者也犯有多种罪恶。

首先,拐卖者犯有“非法拐骗和贩卖儿童”罪;其次,黑窑主犯有“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劳动”、“使用童工”、“非法购买和使用被拐骗黑工”、“恶意拖欠工资和侵占他人财产”等罪行。第三、参与贩卖“黑工”、为黑窑提供保护而非法获利的政府官员,犯有官黑勾结、权钱交易、收受贿赂、执法违法等罪行。第四,接到孩子失踪的举报而没有全力寻找解救的公安部门及官员,犯有失职和渎职之罪。

官黑合谋的利益分赃和地方保护伞

官黑结合共同鱼肉百姓,早已是“和谐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这种官黑合谋的深度,已经达到你又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程度。官员就是黑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就是官员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山西黑窑的背后也是官黑结合。最早前往山西寻亲的家长们,之所以遇到黑窑打手的野蛮阻拦,端赖于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和不配合。

一位失踪孩子母亲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说:“我找到当地派出所,一个副所长说,把你们河南那些傻傻的人弄到这干活,还给你们政府减轻负担了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副所长说的话!”

另一位前往山西寻找孩子的母亲说:“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在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也坐视不管。”

一位寻子的父亲对记者的一席话,点破黑窑罪恶的症结所在:“黑砖窑背后都有’保护伞’,要不他们怎么会猖獗了十多年?”

也就是说,黑窑的主人之所以敢于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使用“黑工”和“童奴”,源于黑窑的暴利,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而,逐利和追求暴利是资本家的本性,关键在于不择手段地逐利能否得到制度性的约束和惩罚。这就需要健全的法律和违法必究的政府。但在山西“黑窑”的罪恶中,黑窑童奴的犯罪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根治,关键在于地方政府非但不作为,反而参与黑窑的利益分配。

在黑窑中利益链条中,按照成本收益的计算来排列:人贩子是最低层的获利者,黑窑经营者为第二级获利者(多数为当地村支部书记或亲属),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官员(派出所、工商局、劳动部门等)为第三级获利者。这些获利者的所有利益都是出自被拐骗和绑架的黑工,而黑工却是唯一的付出最多(甚至生命)却分文不得的群体。人贩子和经营者获利的风险最大,而官员获利的风险较低。因为,一旦黑幕曝光,前两者是违法犯罪的直接责任者,将付出倾家荡产、牢狱之灾;而后者仅仅是间接责任者,大都是降级革职的处罚。

黑窑是私人产业,但获利大而风险低的群体都与公权力高度相关。据媒体报道,黑窑主大都是握有当地最大权力的党支部书记,有人还是当地的人大代表,显然是依靠权势才能开办这样的黑窑;给黑窑主提供经营方便和保护伞的人都是政府部门的大小官员。一些地方的劳动检查部门参与贩卖“黑工”和“童奴”,从中收取差价和贿赂;凡是有黑窑的地方,当地派出所都为其提供保护伞,黑窑主每年都要上交“保护费”;当地政府官员或参股分利或收取贿赂。比如,洪洞县广胜寺乡黑窑窑主就曾向当地判处所交了总计5.24万元的“保护费”。

若将一切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事件都作此定性,则范围将变得宽广而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共和国历史上广泛地以言治罪、发动内乱推翻国家主席等事件,这在当前语境下都是不可言说的。

中央政府难辞其咎

“黑窑”的违法用工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奴役劳动(包括强迫妇女卖淫)也不仅限于山西,而是遍布全国各地;大量拐卖儿童妇女的事件在中国也从未停止过,即便新闻媒体披露的这类案件也不在少数,甚至还有拐骗智障妇女杀害后贩卖给办“冥婚”的人家(未婚男人死后,找一位死亡的未婚女子合葬,完成形式上的婚礼),每具女尸的价钱从3000元到1万元不等。5月11日的《燕赵晚报》就报道了郸临漳农民宋某为卖女尸配“冥婚”,竟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六名妇女。

改革以来的中国也是童工遍地,据联合国劳工组织的专家们估计,中国大约有1000到2000万童工。中共的《人民日报》也报道说,在2000万名年龄在12到14岁之间的辍学儿童中,有60%成为童工。

正因为使用童工和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才会发展为大范围使用黑工和“童奴”。更重要的是,这些用违法犯罪的手段来发家致富的大小企业家背后,都有大大小小利益集团的保护,最有力的保护伞当然是地方政府,最理直气壮的说辞是“发展地方经济”和“确保一方平安”。然而,中央政府对这种官黑勾结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无计可施,任其长时间地胡作非为。

具体到此次曝光的“童奴”事件,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却没有引起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的注意。即便仅从“童奴”曝光的过程看,中央政府也逃不脱干系。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16岁的孩子王新磊失踪。为了寻找儿子,羊爱枝去派出所报案,没有结果;她走了上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3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在运城、晋城、临汾,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她跑了100多家窑厂,没有找到孩子,却发现了惊人的黑窑秘密。4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孩子失踪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没结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频道39岁的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尽管在播出时付振中已经再三克制,但他仍在电视报道中使用了“罄竹难书,惨绝人寰”的标题。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曝光此事后,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1000人。与此同时,上百位家长前往山西寻找孩子。

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居然没有大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也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注意。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第一人的记者付振中说: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

6月5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400位河南籍父亲叙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6月11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与此同时,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直到三个月后的6月15日,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才赶到山西,对黑窑案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劳动保障部也派员前往山西调查黑窑非法用工情况。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才发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

即便如此,这个专项打击行动也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截至本文完稿时间,在山西、河南两地解救黑窑民工568人,其中未成年人仅51名。而51与1000多名失踪的未成年人相比,找到的仅仅是全部失踪孩子的二十分之一。

冷血的独裁制度及其官员

看到山西“童奴”的报道和图片,我面前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孩子:蓬头垢面、满身尘灰、伤痕累累、骨瘦如柴、表情呆滞。

如此人间地狱,存在了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历时数年,有的孩子已经在黑窑中和外界隔绝了整整七年,难道当地政府毫不知情?

这样的“童奴”,不是几人,而是上千人。那么多父母寻找失踪孩子的告示,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数年的时间里,地方官员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渎职罪,为什么中央政府毫不知情和毫无作为?如果不是失踪孩子的父母们执着寻找,恐怕这罪恶至今仍然不为人知。

有人指责黑窑窑主贪婪得灭绝了人性,然而,如果没有公权力的默许、配合、甚至保护,决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当代“童奴”。

有人说指责地方政府的隐瞒,然而,如果不是中央政府全力维护的谎言制度和信息垄断,那么,在信息传递如此便捷的互联网时代,那么长时间的大规模犯罪怎么可能不为人知?

一个至今没有学会敬重生命和维护人权的独裁政权,一个至今还把维持垄断权力作为第一要务的寡头集团,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国人生命。正因为独裁制度及其政府不把人当人,才会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违法犯罪行为。

如果在文明国家,发生当代“童奴”事件,不要说上千未成年人沦为奴工,即便只有几人,也肯定会成为各大媒体跟踪报道的头条新闻。而在中国,震惊海内外的山西“童奴”事件曝光后,大陆媒体的新闻头条仍然被中共寡头们的活动牢牢占据,弘扬主旋律的正面报道仍然是所有新闻报道的核心。

所以,别跟我说,这桩骇人听闻的罪恶曝光后,胡锦涛、温家宝等高官震惊了,迅速作出严厉指示了,营救“童奴”的行动全面展开了。如果胡温真的被惊动了,那也主要不是基于对罪恶本身的震惊,而是基于抹黑了胡温形象的震怒。自从胡温等高官作出批示之后,在大陆媒体上,童奴们的遭遇和下落被胡温等高官的批示所代替,父母们的寻亲行动也被地方政府展开的解救行动所代替。于是,垄断媒体再次发挥着其神奇的功能:罪魁变成恩人,恶政变成善政,劣迹变成政绩。就是为了用突出的新闻篇幅来修补支离破碎的胡温形象。

6月12日,共产主义受难人纪念碑周二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揭幕,纪念碑为中国八九运动中的“民主女神像”,美国总统布什亲自主持典礼并发表讲话。布什在讲话中指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

因为,独裁权力是冰冷的,眼睛只盯着乌纱帽的大小官员,不可能是温暖的。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历代独裁者最在乎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

毛泽东时代就是杀人立威的时代,土改杀人、三反五反杀人、反右杀人、大跃进饿死几千人,文化大革命杀人,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及其高官,非但没有为毛泽东的罪恶而震惊、道歉、赔偿,反而至今仍然要维护毛泽东的声誉。

正因为邓小平不会为毛泽东的罪恶而震惊,他才会在1989年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酿成六四大屠杀的惨剧。

正因为江泽民不会为邓小平的罪恶而震惊,他才会庸人自扰地制造镇压法轮功的人权灾难。

正因为胡锦涛不会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罪恶而震惊,他才会至今还膜拜毛、邓的亡灵,还把江的三个代表挂在嘴边。

现在的胡、温,尽管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绝对极权者,但他们仍然是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与其说是“黑窑奴童”的罪恶惊动了胡温,不如说是这罪恶戳穿了亲民神话,让胡温为自己精心塑造的亲民形象而焦虑。

所以,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2007年6月18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7年7月号)(博讯版)

编者注:博讯版与《争鸣》原版文件名和内容都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