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极严重的失职

山西黑窑童奴案曝光,海内外舆论滔滔。尽管六月十五日以来,胡温中央和山西、河南的地方当局作出了一系列动作,然而,鉴于黑幕的进一步曝光和救援奴工的低效,鉴于至今山西、河南两地的高官中无人辞职,更鉴于官方有意回避悲剧的制度根源,民间舆论仍然不依不饶,继续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问责,进一步反思黑窑案的制度和道德的根源。

在民间的追问和反思中,中共人大制度及其代表自然成为主要对象之一。直到胡温作出批示十天后,中共人大终于出面了。据新华社二十四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在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时,一些人大常委高调抨击“黑窑”事件。常委会委员丛斌说:“”黑砖窑“事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发生的悲剧。劳动合同法草案通过后,应在全国大力宣传、认真贯彻执行,避免再次发生类似”黑砖窑“这样的事件。”另一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表示:“最近发生的山西”黑砖窑“事件让大家深深地感到,最高立法机关发出这样的信号是非常必要的。”

我认为,海内外对黑窑奴工案的强烈关注已经半月有余,号称民意代表和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才出面关注,实在是过于迟到的表态,很有点“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忸怩。事实上,无论是黑窑案曝光之前还是曝光之后,全国人大和山西、河南的地方人大的无所作为,都是极为严重的失职。

人大制度的缺陷

巧合的是,在此次黑窑事件中,有两位人大代表颇受瞩目,恰好从正反两方面凸显中共人大制度的缺陷。

一位是黑窑主王兵兵之父、曹生村原党支部书记王东记,他是洪洞县两届人大代表。“黑窑”案发后,王东记因在王兵兵“黑砖窑”案件中涉嫌违纪问题,被撤销村党支部书记职务,但该县人大并没有启动罢免其人大代表资格的程序。只是在曹生村五十名村民代表联名给洪洞县人大常委会写信,要求罢免王东记的县人大代表资格之后,县人大才于六月二十二日作出罢免王东记县人大代表的决定。

一位是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任、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先生,他曾孤身一人与黑窑进行过长达九年的搏斗。早在一九九八年,他就凭着个人良知和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前往山西,解救出上百名黑窑奴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当陈建教经过长期的孤军奋战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想到了求助于胡温中央。二○○六年九月八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为了从总体上解决黑窑奴工问题,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奴工。然而,这位省人大代表却没有得到来自温家宝或中央相关部门的任何回音。

帝制时代,严重的天灾人祸发生后,皇帝本人会下“罪己诏”,严惩“消灾免祸不力”的官员,有时连老臣和皇亲国戚也决不刀下留人。在中共治下,无论发生多么严重的公共灾难,被问责的永远是下级官员,而作为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局常委决不会被问责。所以,中共特色的政治问责,与其说是追究责任的纠错机制,不如说是用替罪羊来卸责的机制。也就是,每当政府犯下重大罪错造成重大公共灾难之时,最高决策层为了平息社会义愤和推卸责任,低层级官员就将作为替罪羊被抛出。

只要没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议会,体制性的监督和问责就是一句空话。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中共政权,尽管也时不时地唱唱政治改革、党内民主的调子,三代党魁的说法也有区别,但他们在坚决拒绝西方三权分立上的态度则高度一致。

对官权失职渎职无所作为

曹生村黑窑主之父、该村党支部书记王东记做了两届县人大代表,不过是官员人大代表中的最小官职而已。近年来,因腐败而落马的局级以上的官员中,几乎全是各级人大代表;其中的省部级官员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二○○○年九月十四日被执行死刑的大贪官成克杰,案发前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

所以,在中国,人大监督的缺席由来已久,人大制度建立的历史有多长,监督缺位的历史就有多长,而人大监督的长期空白,恰与政府滥用权力的由来已久相互配合。当人大的制度性监督完全缺位,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就只能寄希望于个别代表的良知。正如独裁制度下的廉洁,只能寄希望偶尔有清官出现。

所以,在此次黑窑奴工案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大的几百万人大代表中,只有陈建教这么一位省人大代表有所作为,而其它的人大代表却对如此骇人听闻的罪恶不闻不问,对各级官权如此恶劣的失职渎职无所作为。截止本文完稿时,我只看到一位山东籍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通过电子邮件向山西省长于幼军提出“吁请山西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厅长辞职的建议”。

这样的人大,还有什么资格声称自己是民意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

这样的人大代表,还有什么脸面宣称自己代表民意!

所以,在对党政权力的监督上长时间无所作为,才是中共人大的实质。而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山西黑窑奴工案的关注,不过是在胡温中央作出“亲民秀”后的又一次奉旨表态而已。

二○○七年七月一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动向月刊》2007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