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国家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必然是政治性的。中国办奥运,主要基于政权利益和独裁形象的考虑,不履行申奥的承诺,只会是一个劳民伤财、扰民害民的政绩工程。

●中国全国现有近3000所少年体校,数十万儿童作斯巴达式的严苛训练以夺金牌。

此为重庆巿一所少年体校的学生苦练体操,西方国家对此有批评。(Time)

北京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大陆民间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国内的异见人士、知识份子和维权人士,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见者和法轮功团体;记者无国界、保护记者委员会、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人权行动、国际人权协会、世界居住权与反迫迁中心等国际人权组织,美国议员和欧盟议员,西方的著名艺术家和学者……这些人士和组织,或发表公开信,或发表中国人权报告,或向国会提出议案,或给中共政要写信,纷纷批评中国糟糕的人权现状,敦促中国政府按照普世人权的标准,落实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人权,兑现其申奥时改善人权承诺,特别是对新闻自由的承诺。

面对国内外的人权呼声,中国政府的回应仍然是一如既往,拿出“不应把奥运政治化”作为挡箭牌,把国内外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的批评和呼吁,统统指责为“政治化”。然而,历史表明,凡是独裁国家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当政者的首要考虑一定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独裁国家办奥运,主要基于政权利益和独裁者形象的考虑,非但与举办国的百姓无关,反而是劳民伤财、扰民害民的政绩工程。

体育和运动在中国从来是政治

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独裁政治主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政治,体育当然也不例外。在其它成就还不足以作为傲视天下的资本时,体育比赛中的胜负作为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负载了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毛时代利用乒乓球运动是政治化的显例,借三连冠的胜利掩盖国内矛盾,也大搞“乒乓外交”。虽然,邓小平时代更注重经济,但体育仍然逃不脱政治化操作。八十年代,中国女排的崛起以及五连冠,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金牌零突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嘉奖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欢呼。北京大学生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于是,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全民学习的典范。

六四悲剧使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急遽流失,人权问题成为中外关系中最为醒目的冲突焦点,为了应对这种内忧外困,中共一面加大经济改革的力度,一面祭出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体育政治再次成为中共手中的王牌之一。在花大气力主办九○年亚运会之后,申奥便成为体育政治的重头戏,以至为此而释放著名政治犯魏京生和徐文立。但是,由于六四大屠杀记忆犹新,导致一九九三年申奥的失败。于是,针对百年耻辱和反华势力,又掀起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共政权急于在国际上确立大国地位,中共用奥运来提升威望和巩固政权,民众借奥运来宣泄由九三年申奥失败开始越积越深的民族耻辱感。所以,对于二○○八年北京奥运,从申请到筹备的全过程,无一不是政治,而且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中共全力出击,不但采取了一贯的以经贸牌应对政治压力的策略,首次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甚至对国际社会作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而志在必得的背后,是再也输不起的恐惧。

中国的奥运民族主义狂潮

如果说,二○○一年申奥成功是江泽民政权的最大政绩,那么,二○○八年成功举办奥运就是胡锦涛的最大嘉年华。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主办奥运,在政府主导、民意动员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操作上,都无法与北京办奥运相比,也不会掀起像中国这样的罕见的奥运民族主义狂潮。

遥想二○○一年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北京城似乎变成了沸腾大锅,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全体成员,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北京市就有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也是彻夜狂欢;拥挤的人群伴着激动的泪水,挥舞的国旗伴着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一时间,“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而支撑着这种狂热情绪的,正是“百年耻辱”和“东亚病夫”的雪耻情结和自卑心理,更是大国崛起的称霸野心。

再看胡锦涛政权主导的奥运倒计时一周年庆典,也是大搞劳民伤财的大型活动。据官方媒体报导,从八月四日到八月八日,北京奥组委共组织了六十多场庆祝活动。八月八日当天,达到高潮。有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出席的天安门广场万人庆祝大会,有北京市的百万市民晨练大行动,有香港政要出席的“京港心连心”庆祝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各大城市也举行了庆祝活动,共同特点是场面奢华和人数众多,再次创造了百年奥运史又一个之最。天安门庆典的主题歌〈We are Ready 〉(我们准备好了)由百名著名华人歌手连袂演唱,以表达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备战奥运的决心。

北京奥运,让中共政权得到了一份来自国际奥会的丰厚奖赏。如果这份高度政治化的体育奖赏,真正如主流国际社会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和政治改革,加快中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步伐;能够校正大陆民众的自卑和自傲、媚外和仇外相混合的病态民族主义,使之逐步走向健康的民族自尊,以平等和宽容的不卑不亢的心态面对世界,那么,这次奥运就将创造一个政治奇迹。

对中国人权期望大都落空

然而,大陆目前的现实并没有给人以如此乐观的信心。在申奥成功后的七年里,奥运的准备仅仅是投入高达四百亿美元的鉅资,去美化城市、修建场馆、训练庞大的夺金牌队伍,在宣传上全部是歌功颂德的主旋律和民族主义的花腔高音。结果是,除了百年奥运史上最奢侈的奥运之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得到改善的期待大都落空。中共非但没有拿出更实质性的具体措施来改善人权方面,反而随着奥运的日益临近而愈发加紧对内控制。正如四十二位中国知识份子写给胡锦涛和国际奥会等的公开信所指出的那样。

新闻自由进一步恶化

仅以言论自由为例,就足以见出中共政权的言行背离。中国政府在申奥时作出最明确的改善人权的承诺,就是在言论新闻自由方面。但七年过去了,中国的新闻自由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首先,文字狱之最。从二○○一年申奥成功到二○○七年一周年倒计时,中国政权从来没有停止过因言治罪。旧的文字狱未了,新的文字狱频发。据记者无国界和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今日中国监狱中关押的记者和作家至少有六十多人,为世界之最。刑期多则十年以上,少则三年。这些文字狱的受害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在二○○一年七月申奥成功后身陷囹圄的。

其次,严控媒体和封锁网路。二○○一年申奥成功以来,对电视、报刊和出版的控制日益加强,南都案、冰点事件、禁书事件都是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公共事件;最近,中宣部更是借“纸包子假新闻”之由,大行严控媒体和整肃新闻队伍之实。对互联网的控制更是“与时俱进”,每年都有大量民间网站被关闭,大量网路敏感词被过滤,数不清的境外网站被屏蔽,多名网路作家被逮捕,甚至就连温和的思想学术网站“世纪中国”也被强行关闭。

再次,对境外媒体的言行背离。虽然,中国政府在去年年底发布了温家宝签署的国务院令,许诺在二○○八年十月十七日之前开放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但实际的执行中仍然有种种限制。“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调查报告称:虽然,中国政府放宽了奥运期间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限制后,百分之四十三的被调查者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有所改善,但仍然有百分之四十的驻中国的外国记者表示,他们在北京和其它地区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中,都有过被骚扰、拘禁或被官方警告的经历。还有记者反应,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多次受到暴力驱逐,警员和干部还对被采访的中国人施加压力。更严重的是,某些接受采访的中国公民却遭到人身伤害。二○○六年六月,接受德国媒体采访的傅先财被打成颈部以下瘫痪。二○○七年三月,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的郑大靖被殴打关押。

总之,北京奥运,是中共政权对内捞取政绩、对外树立形象的最大政治秀,也是权贵们大发横财的奥运,更是煽动狂热民族主义的奥运。特别是为了奥运清场的政府行为,带来的是人权状况的恶化,这难道不是太政治化了的奥运吗?这样的政治奥运,必然变成腐败奥运,变成扰民坑民的害人奥运。

二○○七年八月二十日于北京家中(2007年9月号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