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不可能启动政治改革,所以,外界最为关注也就只能集中在高层人事变动上。神秘的黑箱政治已经足以引发猜谜游戏,近年来也学会了偶尔漏光,更使高层人事变动的猜测和预测迭出,政治局常委七人九人的推测,谁上谁下的热炒,黑箱政治和谣言政治的相关性再次凸显。

现在,十七大曲终人散,预热多时的团派新星李克强和突然跃出的太子黑马习近平进入最高决策层。有评论指出,习、李的同时跃升,见证了中共接班人机制的变化:强人钦定接班人的时代一去不返,交接班的制度化已经形成。所以,有评论说,胡锦涛不再指定接班人是十七大的最大亮点。

但事实上,中共掌权58年,党魁的权威必然一代不如一代,邓不如毛,江不如邓,胡不如江。胡不指定接班人,非不为也,而不能也。不是他不想钦定接班人,而是他没有足够的权威。独裁党内钦定接班人的传统来自强人政治,强人的突出特征就是权力终身制。强人要么有打江山的突出政绩,要么既有党内资历又有掌权后的突出政绩,还要握有绝对的军权。毛泽东因打江山的功绩而一言九鼎,邓小平因深厚的党内资历和改革政绩而垂枪听政。强人之后的两任党魁,既无打天下的资历,也没有突出的“政绩”,更无法完全控制军队,不可能再维系住权力终身制,也就再无钦定接班人的权威。所以,邓小平钦定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只能在任两届,作了十三年党魁的江泽民无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而只能接受邓生前钦定的胡锦涛。只有五年党魁经历的胡锦涛就更没有钦定接班人的权威。

十七大一再强调加强所谓“党的集体领导”,不过是寡头统治的堂皇说法。中共现行的寡头格局和交接班制度的形成,绝非现任党魁主观意愿所致,而是政治强人死后的客观形势所致,是江、胡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如果说,邓小平的亡灵主导了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形成了党魁只能任两届和以年龄划线的不成文规则;那么,十七大就是中共掌权以来第一次强人空缺的大会,高层人事安排的年龄划线再此生效,甚至让强势人物曾庆红不得不“自愿出局”。

有人说,以年龄划线的制度化是一种进步,但我看,与政治强人指定接班人相比,也许是一种进步,但并非是真正的进步。一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居然可以不通过自由竞选来检验其人品、智慧、能力,也不看其以前有无突出的政绩,而仅仅以年龄划线,我以为是极为蛮横的制度,不仅很难产生出被公众认可的杰出领导人,而且会把严肃的人事安排变成荒谬的闹剧。比如,此次十七大的人事安排,曾庆红的退出和贾庆林的留下就是年龄划线的结果。曾生于1939年7月,只超过68岁年龄线三个月;贾生于1940年3月,只小于68岁年龄线五个月。而众所周知,上届九常委中,曾庆红的人品颇受质疑,但其能力强则被公认。而贾庆林,既是庸庸碌碌之辈,又因与厦门远华案的瓜葛而臭名远扬。

年龄划线的交接班机制之产生,就在于权力的授予不是通过公开公平的自由竞选,而是通过一党寡头的私家授受。没有政治强人主导的人事安排,必然是寡头之间讨价还价的产物。在这种讨价还价中,如果以人品、智慧、能力、政绩的综合标准来划线,肯定给不出量化的标准,争来争取,谁也无法摆平谁,弄不好还会恶斗出鱼死网破的结局。所以,总要拿出一个标准,既可以避免鱼死网破的结局,又为寡头中的多数所接受。于是,就有了不成文的年龄划线。年龄划线的好处是,由于其量化标准的简单明确,谁也无话可说。但这是中共现政权的无奈选择,更是独裁制度的怪胎,只适用于一时,而无法久远。

现在,李克强跃升为十七大常委,早在外界的预料之中,十七大之前已经预热很久。而习近平的突然跃升则带有政坛黑马的意味,说明了作了五年党魁的胡锦涛仍然无法完全掌控全局,而已经离开最高权力五年的江泽民的能量仍然不可小视。只要私家授受的交接班机制不变,这种权争将一直持续下去。胡锦涛之后的接班人如何产生,是否还以年龄划线,我看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为,以往的强人时代,钦定接班人的传统不允许两人相争,而绝对权威不再决定了寡头内部必然产生激烈的竞争。

如果未来的高层换届仍然以年龄划线,那么在五年之后的十八大上,十七大九常委中只有习、李二人没有过线,未来五年里的习、李之争,将是胡锦涛接班人之争,也将决定十八大的高层人事布局,现在的习、李同台已经拉开了接班人之争的序幕。这在中共掌权58年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可循。所以,十八大的接班人机制如何形成,是以年龄划线还是采用其它标准,将成为十七大后的五年里胡温体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未来的五年内,如果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住不错的增长率,如果胡温的民生主义能够缓解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不满,那么,以中共现政权精于利益计算的统治方式而言,高层寡头内部之争不会走向鱼死网破,而只能是通过讨价还价形成某种党内竞争机制。虽然,胡温政权在未来五年内不会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动作,也很难断言党内能否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班机制,但没有了绝对权威的高层寡头之间的相互争斗,会形成不成文的权力中枢内的制衡规则,客观上为其他政治力量的参与提供一定的空间,既可以扩大了党内的参与面,也有利于非党精英的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有利于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渐进转型。

这种有利,决不是中共统治集团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存在的国内外大势使然。以机会主义统治为主要特征的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主动启动政治改革,但形势比人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将逼迫中共不得不有所变化,寡头们被动顺应民意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在深层危机深重的今日中国,某一偶发事件很可能再次引发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失去绝对权威的中共高层中,再无绝对掌控军权的政治强人,无法象当年的邓小平那样进行暴力镇压(即便是十八年前,也有高级将领抗命)。换言之,面对权利意识空前觉醒的民间和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寡头们只能用铁腕加收买来应对局部危机,而无法应对类似八九运动那样的整体性危机。如果在某一时刻再次出现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前有六四屠杀的教训,后有寡头权威日益减损,在大规模民间诉求和寡头统治之间,中共军队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抗命,迫使寡头们不得不对强大的民意让步。

所以,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失灵,以及社会失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无论是基于中共自身的长远利益,还是基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公益,中共都必须开辟新的合法性来源和基础,将“政绩合法性”转变为“道义合法性”,即转变为以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合法性。这种转变在未来的二十内能否启动,不仅取决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能否推动体制内转型,更取决于国内外自由力量施加压力是否足够让统治者让步,以启动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

2007年10月23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