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中共的资讯封锁越来越漏洞百出,当局能够官控报刊、电视和电台,却无法完全控制网路。所以,每有突发事件和大规模官民冲突的发生,总是由网路提供最早的资讯,这让中共政权很不适应,穷於应对的之际,免不了频频出丑。从SARS危机中卫生部到“虎照门”中的陕西官权,真可谓丑态百出。

这些丑态,既让中共的公信力大幅度流失,也为网路民间提供“黑色幽默”的笑料,网民把这些丑态编成新的成语,比如“正龙拍虎”、“打酱油”、“俯卧撑”、“秋雨含泪”、“兆山慕鬼”等等。

许多网路谣言事后证明是真的

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进退失据的醒目丑态之一,就是不把主要精力用於改善陈旧的意识形态体制,而是把很多精力是用於应对网路资讯中的“谣言”,许多被意识形态衙门宣佈为“谣言”的网路资讯,事后被证明为恰恰是真实的。即便那些不实的网路传言,的确可归於“谣言”之列,但由於官方闢谣大都用谎言来抨击谣言,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就拿最近接连发生两起大事件来说,也都是网路版本抢先而官方版本滞后,闢谣再次成为官权的“专利”。

“瓮安民变”爆发,最早出现的网路版本是女中学生李淑芬被奸杀,“凶嫌”被释放有权力背景;事情闹大后,贵州官方不得不出面发佈“闢谣”:女生是溺水自杀,而不是网路传言的“奸杀”,更没有当地官权的背景。

“杨佳暴力袭警案”突发,最早出现的又是网路版本,称杨佳无辜遭到上海警方的虐待,甚至被殴打至丧失生育能力。上海官方随后出面闢谣,称上海员警并没有虐待和殴打杨佳,更没有打坏他的生殖器。与此同时,上海警方还宣佈抓到了造谣的苏州男子郏啸寅,据郏交代,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他为了扩大其在网路上的影响,编造了上述故事。

最可笑的是,官方每次闢谣,即便能够攻破谣言,但并不能让公众相信官方资讯的真实性,因为官方的闢谣总是破绽百出。贵州官方的闢谣已经沦为网民的笑料,“全民俯卧撑”成为时下最流行的网路用语。上海官方关於杨佳袭警动机的解释,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也就无法说服网路民意改变对杨佳的同情和敬佩。

谣言的产生应归咎于官方讯息封锁

在今日中国,即便民间相信的网路传言有“谣言”的成份,其主要责任也不在民众,而在中共的资讯垄断和言论管制。

首先,新闻讲究及时,特别是重大新闻的第一是时间发佈,既关系到媒体的竞争力,也是媒体的社会职责所在。敏感资讯传播的规律之一是抢先者胜。当一个具有爆炸性公共事件发生后,无论通过何种管道,最先向社会发佈的相关资讯都会传播最广。而在中国,独裁体制本能地倾向於隐瞒和封锁不利於自己的资讯。当民众无法从官方管道获得及时而准确的资讯之时,网路就成为民众获取资讯的唯一管道。与此同时,独裁体制也决定了官方的资讯供给的虚假和滞后。新闻管制随着网路的日益普及,已经基本失效。所以,几乎每一次大型公共事件爆发,都是网路资讯在前,官方出面闢谣和追查造谣者在后。

其次,独裁体制一向“以民为敌”,特别是对官民冲突事件的解释,官方的说词永远是“一小撮别有用心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永远是“刁民”、“暴徒”或“不法分子”在寻衅滋事。这样的官权逻辑在民众普遍愚昧的毛泽东时代还管用,但在民权意识已经觉醒的互联网时代就不管用了。今日中国,民意与官权之间的严重分裂,带来了政府及官僚们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凝聚力急遽下降,也就是说,独裁制度及其官僚阶层的“以民为敌”,必然造就民间的“以官为仇”的普遍逆反心理,无论官方说什么,民间的反应也基本是“官逼民反”,政府说的都不可信,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第三,就某一特定的突发官民冲突事件而言,网路传言也许不是真相,甚至有些网路资讯是故意造谣,但这些捷足先登的网路版本大都符合绝大多数民众的“经验真相”或“心理真相”。或从亲历中或从耳闻目睹中,国人的意识里已经逐渐积累出官民冲突的实质真相是官逼民反。也积累出官方新闻发佈的基本判断是官话不可信。有了这种基本判断,那些故意虚构的传言,大都用“官逼民反”框架来讲官民冲突的故事。所以,无论在众多官民冲突事件之间有多少细节上的差别,也无论网路民间版本里有多少谣传的成分,民间舆论的基本立场都是“官逼民反”,民众的信任更倾向於非官方管道的资讯。在此意义上,网路传言甚至比事件真相更具传播力和动员力。

网路讯息对官方造成冲击和压力

在当下中国的言论环境下,每有不利於独裁官权的重大公共事件发生,传统媒体的隐瞒为网路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及时地把相关资讯传达给公众,对官方产生某种压力,发挥着逼迫官方出面表态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的传播和形成舆论的过程,都是网路民间版本先於官方版本,而只要民间版本引发出巨大的社会舆论效应,不管这个民间版本的准确性如何,但起码可以起到逼出官方版本的作用。而官方版本出现,不管真实与否,公众才可能据此作出进一步的追问,网路舆论的监督效应也才能继续发挥。不久前发生的甕安民变和上海袭警案都是如此。如果没有网路版本的巨大传播力和网路舆论的形成,中共官方大概就会用保持沉默的方式继续隐瞒,让具有爆炸性的公共事件消失於无声无息之中。

中共官权总是指责网路谣言的负面作用,官方新闻发言人总是委屈控诉谣言之害,中共的《刑法》、《互联网新闻资讯服务管理规定》(国新办和资讯产业部)和《关於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等法律法规中都列有惩罚“谣言”的条款。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及喉舌经常号召“杜绝谣言,净化网路”,在搜索引擎“百度”输入“杜绝谣言”,条目高达119000条。但无论是严刑峻法还是网路自律规范,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舆论攻势,都无法遏制网路谣言的蔓延。

谣言止於真相,真相有赖於公开。而独裁官权害怕真相和封锁真相,制造了一个没有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国家,中华民族受资讯管制之害久矣,中国人受封口制度之害深矣。与独裁政权的资讯垄断和言论操控之害相比,官权所受的谣言之害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新闻管制已经祸害了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独裁政权也就必须承受网路时代的谣言之害。甚至可以说,中共各级官权受谣言之害,活该!

凡是新闻无自由的国家,必定是谣言四起且屡禁不止的国家。今日中国当权者如若不想再受谣言之害,首先要开放媒体和言论,不再用封口危害全社会和践踏人权。

不是民间喜欢造谣或信谣,而是新闻垄断体制给了谣言以丰厚的孕育土壤和巨大的传播空间。独裁不变,谣言不止!

二○○八年七月十八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开放》2008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