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太多的奖,给谁不给谁只代表评奖委员会几个人的价值取向。那些价值取向大多与我无关,所以我向来不太关心。但我很认同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以我对他粗浅的了解,我认同他几十年的努力。

我1988年左右第一次读到刘晓波的文章,是他的《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读得粗,印象并不深,只是觉得虽然是学术著作,却写得很有激情。

1989年6月某日,我转悠到天安门广场。恰逢广场四君子(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在纪念碑底下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他们的绝食宣言。我混在记者群里目击了整个过程。觉得他们几个比当时学生领袖们理性很多,给人一种信任感。

几天后开枪了。我6月3日晚到6月4日凌晨一直在东长安街一带,见证了很多人的伤亡,但没能亲历广场中央的发生的事情。但事后从一些从广场中央撤离的朋友口里,得知广场四君子在说服学生撤离,并代表学生与戒严部队直接谈判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主导,在当时学生和部队双方都极端冲动的情况下,肯定会有更多的流血。我因此对他们充满敬意。

6月4日之后刘晓波被捕入狱。我后来读到他和侯德健一些关于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事情的访谈。当时舆论集中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究竟死没有死人这个问题上。我6月4日凌晨亲眼见到了天安门城楼前的东长安街死了人,也见到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的死人。我因此觉得“广场中央死没死人”只是一个文字游戏,是个伪命题。侯德健和刘晓波关于广场中央没有死人的描述,被当局用来转移视线,证明这个伪命题。我当时感到失望,觉得他们的话被利用了,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原意。

以后陆陆续续读到他的一些文章和着述,了解了他的思想体系。从他几次出狱又入狱的经历,觉得他是一个怀抱理想而又身体力行者。

2008年的《零八宪章》,不管是不是他为主起草的,综合表达了他这些年各种文章的观点。《零八宪章》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只是一些常识。但社会发展中,回归常理常识其实比什么都重要。我对此是认可的。

后来听说刘晓波因为《零八宪章》而获罪,判刑11年,我很震惊。仅仅因言论而获重罪,是对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抹黑,是对“和谐社会”口号的嘲讽。为政当容清议,是一个泱泱大国能长治久安的基本特征。当局这种愚蠢的行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许多人对中国的好感。我一位台湾朋友,20多年来一直心仪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因这件事却对我说,刘晓波一日不释放,他一日不再回国。

我觉得刘晓波能获奖,除了他几十年的坚持外,因《零八宪章》而获刑,是足球场上关键的临门一脚。

当下网上在热议中国谁更有资格获奖。如果要选一个长期身体力行中国民主事业,一个有一定的思考深度,一个没有明显道德污点,一个可能在中国将来的发展中起作用的思想者的话,刘晓波是不二人选。

魏京生带着启蒙一代的意义和局限,已经退出公众视线。广场学生带有的原罪和偏见,很难得到大众的道德认可。其他很多人没有刘晓波的长期历验,缺乏必要的知名度。方励之先生1993年在Montana讲学时,和中国学生有次座谈。我表示当年他去美国大使馆避难,让学生们很失望。他回答说他只是一个学者,没有能力担负起民运领袖。我想很多其他知名度很高的人都有类似弱点。

不能太高地看待一个人的获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邻居的肯定或否定代替不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中国的发展有待于所有中国人(无论左中右)的长期努力。但我反对那种把中西方对立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中国近百年来的所有社会发展,事实上都与对外开放分不开。无论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还是台湾民主民生发展的成功,都与世界思潮的影响不能割裂开来。谴责一个人“受西方影响”是一个数典忘祖的愚昧说法。不接受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就无需辛亥革命,无需推翻帝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苏联的支持,中国就不会成立共产党;没有现代西方社会制度形成参照和压力,台湾就不会开放党禁。

社会的进步有赖于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努力。刘晓波只是露在海面的冰山一角。他获奖的意义不在他个人。这个奖代表了几十年来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在推进中国进步上的共同努力。刘晓波还在狱中这一残酷的事实,也提醒了中国要作为一个负责任,受尊重的大国,仍然任重道远。

[原载作者博客《我行我素》2010-10-11.提供者:(多伦多)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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