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5日发表在纽约时报国际版补充专栏)

原文地址:http://www.nytimes.com/2010/10/16/opinion/16iht-edsharansky.html

译者王仲夏(被政府强制刘晓波案污点证人)

35年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世界的至高荣誉和平奖授予了前苏联异见分子安德烈·萨卡罗夫。

授奖结果宣布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萨卡罗夫的名字成为了由“工人阶级代表”所控制的前苏联电视、报纸和宣传机构的嘲讽对象,前苏联独裁政体运用其所有资源来鼓噪所谓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对萨卡罗夫进行玷污和嘲讽。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曾搭乘出租车去距离莫斯科30分钟车程的萨卡罗夫家进行探望。出租司机跟我拼命要价,拿了钱我们上路了。直到回程的路上这位司机才意识到我探访的人是谁,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并且急迫的让我下车。

当我终于走下出租车,司机转向我,并把我付给他的车费交换于我说:“我祝愿你和你的朋友最终成功。”车胎响起,他扬长而去。

上周的授予中国学者、狱中民主活动家刘晓波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决定是一个提示,它提示我们在一个独裁国家,民众的声音不在喧嚣的政权宣传中,而在神经紧张的的士司机中和不为人知的异见者中。

与当年的前苏联一样,如今授予中国公民的诺奖迎来的是官方的恐吓和威胁。中国外交部将这个决定称为对诺贝尔的亵渎,将刘称为罪犯。并且说这个决定将会损害挪威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

一方面北京在恐吓全世界,同时独裁政权还在拼命保证其国内的寂静。中国媒体和主要网站没有任何关于中国人首获诺奖的报道。据媒体报道,CNN只要一报道刘晓波就会被切断信号,手机短信和网络论坛也不能包含他的名字和“诺贝尔和平奖”。

西方很多评论家公开质疑诺贝尔委员会的智慧,他们认为进一步破坏中国和西方已经问题重重的外交关系并不服务于世界和平事业。他们发问,刘晓波为民主权利的呼吁和诺贝尔委员会的世界和平之使命到底有什么联系?中国人对刘晓波鼓吹的“西式”民主作好准备了吗?

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异见者,却演绎着相同的故事。

每一个独裁政体都会经历。为了存活下去,极权必须掌控公共话语,并且花费大量成本安排宣传什么、由谁宣传。然而尽管作了最好的努力,历史与极权背道而驰。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国民意识到政权的宣传和自身所处政治现实的巨大鸿沟。随着民众支持越来越小,政权不得不使用更大程度的虚假和蒙骗来维持统治,进而更加蚕食民众支持。

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政权会使用它最可依赖的武器,为维持它不可挑战的统治作最后一搏。这个武器就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或臆造的外在威胁,外在威胁可以使国内民众联合起来,可以合理化残酷的国内镇压。这就是为什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与国内镇压和稳定联系在一起。

与40年前我们在前苏联的境况来比,今天的中国人拥有很多的方式知晓与其政府和国家相关的新闻和信息。克格勃都不能把我们自制的小册子怎么样;难道中国还能根除互联网吗?

互联网的不可控性已经迫使北京以疯狂的步伐加大投资来控制舆论主导权。当他感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他就更加固执于对外不示弱,从台湾到西藏、从朝鲜到中国不断扩张的海军部署,任何议题上中国不会表现出任何弱点。

要想治愈极权这种不断上升的好战性,国内自由是唯一的良方。当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力,当中国在全球安全和发展中越来越有贡献力(同时也越发具有破坏力),我们坚定的站在支持其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一边就对世界和平事业越发关键。

长期来讲,通往和平的路径并不是靠与极权政体签订协议铺就的,虽然这种协议也是被诺贝尔委员会欢迎的,最终的和平是靠在每一个社会争取自由获得的。未来美国和欧洲的安全和自由倚仗当今中国人的自由,这样说并不夸张。

35年前诺贝尔委员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自由世界站在我们一边。这给身处迫害和监禁的异见人士注入了新的力量。同样重要的是,这个信号被千百万沉默的同情者所聆听,作为一个未曾吹响的集结号,帮助人们将曾经不可一世的独裁大厦挖掘一空使之倾倒。

当前苏联政权不堪自己的矛盾和紊乱最终坍塌,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们应该可以让自己信服,他们为带来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世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历史给出的回答不会像今天的评论家们一样模糊不清。我们支持一次自由,我们打碎一块缚人的枷锁上链环,我们就巩固了自己的安全。是异见分子,而不是外交家,因其作为人类和平的捍卫者被铭记。

刘晓波当得起西方世界的坚定支持,不仅因为他对自由中国的殷切渴望,还因为他的努力抗争也是为了我们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