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民运人士、异见作家刘晓波。石破天惊,激起千层浪。

13亿人的民主追求,获得国际承认

在此之前,许多年里,多名中国异见人士被提名。好几次,呼声高入云霄,几乎胜券在握。然而,年年希望,年年失望。中国人,诺贝尔和平奖,两者似乎遥不可及。实际上,早该得了,迟早会得,终于得了。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著,这个13亿人口的民族,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终于得到世界的承认。

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至高无上的桂冠,“具有上帝般的权威”,不仅是授予刘晓波本人,而且是授予整个中国民运群体,包括“六四”死难者和天安门母亲们。中国民主运动的国际能见度,从此被大大提升,达到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之于中国人权进步与民主进程,其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非言辞所能估量。

刘晓波获此殊荣,首先在于他对民主事业的杰出贡献,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先后三次牢狱之灾(另有一次监禁)。刘晓波获奖,令中共当局尴尬万状、恼羞成怒。然而,给刘晓波戴上这一至高无上的人类桂冠,首席推手,莫过于中共本身。

至高无上的桂冠,中共是推手

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布的授奖辞指出:“刘晓波十几年来致力于在中国尊重人权。他参与了1989年天安门的抗议活动,是《零八宪章》的主要撰稿人……(中共对刘)严厉的判刑,使刘成为中国人权运动的象征性人物。”

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并发起公民签名,论述理性,语调温和,姿态谦卑,对当局充满劝导色彩。竟遭中共下狱、并悍然判处重刑11年。中共的抓狂,令海内外舆论,包括反对派阵营,都大感诧异而难以置信。

究中南海背后动机,其中之一,是故意示凶相于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国家。俨然警告:中共已然崛起,强大无比,从此无畏国际人权压力,无需再与西方展开“人质外交”。关起门来,折腾自己的国民,随心所欲,喜怒由己。

而中南海收获的报应,就是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巨大光环,降临于中共肆意迫害的子民。这正如,中共多年穷兵黩武,近年,更发展到在国际上耀武扬威,逞强耍横的结果,是遭到周边国家、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全面军事围堵。

犹记得今年初,笔者在日本演讲时,就《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下狱,提示:“最温和的呼声,换来最严厉的惩罚。这是权力傲慢,不折不扣的权力傲慢,中南海的权力傲慢。”这番话,激起与会日本人中,对刘晓波的巨大同情和对中共的强烈反感。诺奖授刘,是国际社会对狂妄中共的直接回敬。

文明的训斥,令中共抓狂

中共的回应,又是一场抓狂。中共抗议挪威政府,仿佛挪威像中国一样,如诺奖委员会这样的民间机构都由政府控制;中共中断中挪官方与民间交流,仿佛一个生气的小孩子,动辄扬言“我不跟你玩了”;中共威胁取消合同,限制挪威产品进口,仿佛一个小脚女人,红颜一怒,恨物及乌,恨不得把所有家当都要砸个稀巴烂。

为了阻止外国记者采访,中共悍然软禁刘晓波妻子刘霞。这里,中共又自我违规犯法两条:将对刘晓波的人权迫害延伸到刘妻子身上;违背自2007年起让外国媒体和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的国际承诺。

中共声称,诺奖,是对“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犯”。而众所周知,司法独立,主权在民,才是文明规范。而在当今中国,所谓司法,不过就是中共一党的家法、帮规,连中共本身,都无意遵守而恣意妄为。中共又歪称,颁诺奖给刘晓波,“无异于在中国境内鼓励违法犯罪”,然而,犯罪的,恰恰是共产党,侵犯人权,戕害同胞,共产党每天都在中国境内犯罪,犯的就是,践踏人权罪,反人类罪。

中共发言人和官方媒体,搬出大量文革语言,咒骂挪威及诺贝尔奖委员会,并咒骂刘晓波本人。其中一句,咒骂刘晓波“竭力想帮助西方主子维护西方霸权,让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且不说当年,中共起家,借用的就是西方理论——马克思主义;背靠的就是其外国主子——苏联。就说如今,威胁中国的,哪里是什么“西方霸权”,明明是共产党霸权;让中国或中国人民沦为附庸的,哪里是什么西方,明明是中共利益集团。刘晓波们追求和奋斗的,是改善中国人权和实现中国民主化,这首先是中国的利益,然后是人类的利益。至于西方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自然也在其中——一个文明的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加持。

中共当局的言不由衷和信口开河,连它自己都不会相信。古语“狂犬吠日”,正是这等情形。重创之下的抓狂,反而使人们看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一道强光,令中南海惊恐万状。诺贝尔奖委员会授奖于刘晓波,其实就是当头一棒,对不可一世的中共集团,一顿文明的训斥。

围绕刘晓波获奖的争议

海内外华人中,围绕刘晓波获奖,也出现一些争议。争议的声音,甚至来自中国反对派阵营的内部。这本身是民主与多元化的表现,倒不足为奇。反对派阵营中,对刘晓波的批评与否定,大抵有三类:其一,以刘初出道时(比如1988年)的个别言论,来否定刘;其二,以刘第一次入狱时,曾有软弱表现而否定刘;其三,以刘对中共的“温和”姿态,而否定刘。

毋庸讳言,受中共长期高压和影响,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初示啼声,可能以“愤青”面目出现,从八十年代到今天,这一现象,都并不鲜见,关键在于,他(她)日后是否成熟;在美国或西方,国人或军人被敌营俘虏,即便有软弱表现,回归后,一样被视作英雄,其中蕴含了包容人性弱点的西方人道主义;至于“温和”与否,反对派人士应该明白,鉴于体制内与体制外、国内与国外的环境条件差别,抗共人士,必然采取不同策略,或刚性出击,或柔性抵抗,只要对极权专制构成有效瓦解,都是大同之道。古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西谚:条条道路通罗马。说的都是这个理。一味认定只有自己的方式正确,恐于无形间,助长新专制思维的萌芽。

有人紧紧揪住刘晓波1988年的个别言论不放,使人联想到,有人紧紧揪住柴玲1989年的个别言论不放,穷追猛打,而无视刘或柴奋斗的大方向。不允许人家进步?莫非如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

自“六四”以降,二十余年,刘晓波的成长与成熟,有目共睹。思想更深邃,精神更平和,姿态更谦卑。不可否认,刘尚有言行的不周与漏洞,如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仅因个人际遇,就说“看到了(中共)监管上的进步”、“人性化管理”,以点带面,不计其余。这一段,的确是令人遗憾的败笔。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重点在于,刘晓波坚守信念,始终如一,为推动中国民主化,冲锋不止,奋斗不息。诺贝尔奖委员会,有它自己的“和平”理念,该委员会看到,纵然经历无数波折和磨难,但刘晓波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始终不渝地推动中国和平转型。“人权与和平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联,而人权正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所写到的‘民族之间友爱’的前提……”对刘的授奖辞如是道。

面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艰难不易,我们更没有理由对刘晓波苛责。来自反对派阵营的部分批评,其尖利程度,无形间,已经置刘于双向受敌的境地。否定之否定,到达另一种肯定。中共对刘晓波的否定,部分人士对中共否定的刘晓波的否定,不经意地,反倒构成对中共的助力——至少有助于中共在这一事件上转移视线,局部脱困。相信部分反对派人士的初衷并非如此,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效果,不幸就是如此。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