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陆爱国者的忧患意识

美国的反恐怖主义之战已经开始了一个月,虽然,大陆的爱国者们因美国仍然没有抓住本?拉登和摧毁塔利班政权,而延续着911后的幸灾乐祸,官方的《参考消息》连续几大版几大版地摘发世界各大媒体、特别是欧美主流媒体对阿富汗之战的悲观评论,网络上也充斥着“阿富汗是又一个越南”、“美国把本·拉登变成偶像英雄”、“美国的噩梦刚刚开始”、“反恐联盟出现裂痕”、“一个拉登倒下去,千万个拉登站起来”等标题,但是他们中也有一些理智者,把关注的中心转向中国的国家安全,表现出沉重的忧国意识。

一方面,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最近的两个大国竭力向美国靠拢的举动,令爱国者们忧心重重。911后,普京第一个给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布什则在上海的APEC峰会上称普京为“患难中值得信赖的朋友”,这种投桃报李的私人关系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普京借美国寻求反恐怖盟友之机,迅速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靠拢,无论是普京的西欧之行,还是他的上海之行和美国之行,他都发出了一个明确而强烈的信息:希望俄国成为西方盟国一员。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因结束独裁体制、开创民主社会而成为名垂青史的政治家,那么,普京就意欲成为彻底清除冷战遗迹、带领俄国进入真正主流文明的政治家。普京对反恐怖战争的积极介入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主动外交,使江泽民引以为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国际笑谈。

同时,在日本,正当小泉内阁的强硬姿态招致越来越沉重的来自亚洲各国的压力时,911恐怖袭击发生,一直急欲提升军力的日本,像十年前的海湾战争时期一样,抓住美国开战反恐怖主义之战的契机,迅速制定了“反恐怖主义法案”,为争取成为世界性军事大国打下合法的基础。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和美国围堵中共的战略显然不同,由于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至今没有根本化解,民族冲突的成分远远大于制度冲突的成分,所以爱国者们对日本重整军备的战略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之焦虑,并非空穴来风。

另一方面,大陆的爱国者们对美国将来在中亚和西亚所欲扮演的角色,更是忧心如焚。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支持美国的反恐怖之战,布什政府也因此而宣称改变了围堵中国的强硬外交政策,但是,这一切仅仅是美国政府在无奈之中的权宜之计。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不仅是抓拿恐怖枭雄和推翻塔利班政权,而且要在战后主宰中亚的局势。现在,一向亲中共的传统盟友巴基斯坦已经攀上了美国这条豪华战舰,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中亚几国也随俄罗斯而转向美国,一旦美国在战争结束后建立起亲美的阿富汗政权,中共政权在中亚的传统优势将丧失殆尽。正如署名“绝地西风”的网上文章《阿富汗局势与中国对策》所言:“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十八万大军三面合围阿富汗,其项庄之意昭然若揭。”那就是围堵中国。他们甚至危言耸听:“假如美国在中亚驻了军,我们轰轰烈烈搞的西部开发战略腹地将变成战争前沿,为其策划疆独、藏独提供前沿基地,国际资金再投资西部肯定受到影响,我们的中亚油源也将受到影响,我们辛辛苦苦搞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可能会分崩离析,从中亚各国提供基地,及俄罗斯有条件帮忙并声称要加入北约,可以看得出我国对中亚影响实在与需要相差太远。”

尽管有如此深切的上述焦虑,爱国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化解危机。他们非但不敦促中共政权进行政治改革、放弃与人类主流文明背道而驰的一党专制,反而推动中共政权沿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在这些爱国者眼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任何道义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最上策是坐享其成——让阿富汗把美国拖垮。表面上,他们谴责美国的炸弹误伤平民——中央电视台不放过每一个阿富汗平民控诉美国轰炸的镜头,不放过任何对阿富汗难民、特别是儿童和妇女在战争中的悲惨处境的报道,不放过国际上反战的游行和抗议,不放过美国的盟国发出的任何不协调声音——实际上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平民伤亡,因为平民的伤亡越多,美国就在道义劣势的泥潭中陷得越深。

其次,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完成战争且在阿富汗驻军,中国也一定要保证自己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借助联合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力量制衡美国;同时,全力提升中国的军力,在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多多聚集军队,以备不测;甚至有人提出:如果阿富汗变成又一个越南,成为美国的噩梦,恐怖分子借机向美国发动更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中国完全可以趁美国深陷泥潭而无力他顾之机,一举拿下台湾,使中国变成亚洲的军事霸主,进而成为国际上反美力量的领袖,成为继前苏联之后可以抗衡美国的超级大国。

在中共政权维持一党独裁制度的现状下,以上爱国者们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因为,虽然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之间在反恐怖问题上有一定的共识,但是两者之间的制度上的根本对立,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台湾问题、核扩散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的分歧,仍然难以化解。换言之,除非中共放弃现行制度,否则的话,再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再强大的国力,包括办奥运和入世,都无法真正化解中共政权与人类主流文明之间的冲突,更无法使中国真正地融入世界。

二、怨妇、泼妇和暴民

911事件之后,幸灾乐祸的有两类群体,一类是生活在贫困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另一类是生活在专制国家的无神论者。前者主要是阿拉伯人,后者主要是中国大陆人、朝鲜人和古巴人。如果说,前者因极端信仰和身在其中而仇视美国,还有一点似是而非的道义色彩的话,那么,后者只是隔岸观火的旁观者,他们对美国的仇恨就完全是极为世俗的劣根性所致:谁让你那么富足强大、不可一世,总对别国指手画脚?谁让你喜欢当国际警察且执法不公?谁让我们贫困软弱、始终抬不起头?谁让我们即便满腔仇恨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中国人似乎受尽了美国的傲慢霸权的欺负和剥夺,罗列出种种历史上的恩怨来支持自己的幸灾乐祸。因此,中国人对恐怖分子的赞美和对阿拉伯人的支持,绝非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情,而是借此了宣泄自己对美国的仇恨。

如果仅以弱小民族在历史上的受迫害为由替恐怖主义进行道义辩护,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最应该进行恐怖主义复仇的民族应该是犹太人,他们从“出埃及”失去家园之后,一直是受迫害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民族,犹太圣城耶路撒冷数次被毁,到二战期间达到种族灭绝的高潮。如果把怨妇情结的发泄和复仇作为正义,那么犹太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整个世界欠犹太民族的血债太多了。而伊斯兰教的命运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衰落,当年的古波斯帝国,曾经代替罗马帝国的奥斯曼帝国,都有过不可一世的称霸历史。到了现代,自从世界离不开石油之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富得流油,只不过那些天赐的财富没有落到百姓手中,而是被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大把的金钱用于战争、挥霍、教派纷争和恐怖活动,却很少投入到改善国计民生的有效率产业之中。

所有现代落伍的民族国家,大多是专制政权,都有种解不开的“怨妇情结”。越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就越要寻找和塑造一个外来的敌人,越不厌其烦地通过垄断舆论的权力,向国民灌输被歪曲的历史和现实,把国际关系中的西方国家塑造成亡我之心不死的妖魔,使怨妇情结和仇恨意识成为国民素质的基本要素,以此转嫁国内危机和民众对内政的不满。

美国之所以成为这些国家怨恨的主要目标,一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是自由制度的象征、推广民主的中坚和维护人权的先锋,因而必然是所有践踏人权的专制国家的头号敌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当然对此非常不满,便通过把制度之争转变为民族之争,竭尽全力对美国进行妖魔化;二是美国的富足和强大,对于贫困落伍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抑,人性本身的嫉恨弱点,又为独裁者播种仇恨的种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三是因为民众在长期的奴役中,既积累了太多的冤屈又养成驯顺的奴性,既对独裁政权不满又相信官方的宣传(因为他们的知情权被剥夺)。

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还有一层传统的天下意识的狂妄自负,因近代的落伍挨打而变为畸形的民族虚荣和自卑自傲,变成鲁迅所说的“合群的自大”,动不动就用“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来贬低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说美国浅薄得“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动不动就拿“汉唐盛世”和“大清国版图”来证明自己的不可一世,天下第一,把任何华人个人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就,皆要放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征兆,甚至海外华人的个人成就也要寻根到民族历史的源头。

所以,一遇到国际冲突,民众就把所有的仇恨以怨妇诉苦和泼妇骂街的方式对外发泄,似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对得起他们,特别是那些自由富足的国家。他们很少提及美国帮助中国保住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基本不提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为了避免中国的内战全力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不提中国与前苏联对抗之时,也是中国在外交上处于最孤立的60年代,美国坚决反对前苏联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并在70年代初主动向中国伸出和解的双手。美国这样做的主要动力,固然基于联中抗苏的国家利益,但在客观上帮助中国摆脱了国际孤立,并为后来的开放奠定了外交基础;不提在中国走上改革之路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每一个进步的支持(资金、技术、思想文化、新闻舆论等等),一直鼓励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六四之后,美国尽力帮助独裁下的大陆人争取人权,敦促中共善待自己的人民,成为遏制中共独裁政权的最重要的外部压力。

就是这样的美国,居然成了很多自称爱国的大陆人发泄怨恨的主要目标:中国贫困落后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罪恶造成的,申奥不成功是美国人在捣乱,得不到诺贝尔奖是西方文化霸权,关注中国人权是居心不良,保护台湾免受中国武力攻击、支持西藏的自治要求是要分裂中国,还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误炸使馆、撞机……从现实到历史,从历史到现实,喋喋不休的诉苦、抱怨和控诉是他们所向无敌的法宝。而怨妇,一被调拨,最容易转化为泼妇,满肚子的怨恨似乎就是她们撒泼耍混、破口大骂的充足理由,而如今的网络又使怨妇们可以变成蒙面的言论恐怖分子,怯懦而不负责任地让词语炸弹遍地开花。而这怨和骂的内在动力,无非是在对外宣泄仇恨的同时,以要挟和敲诈的方式祈求一点可怜的恩赐:“你们让我们吃那么多苦,总该让我们骂骂街宣泄一下,总该拿出点实惠补偿一下吧。”

更危险的是,泼妇们在以爱国斗士的姿态向本国的统治者献媚的同时,一旦有了机遇就自动变成暴民。正如毛泽东时代,对一切被钦定的敌人进行斗争的诉苦大会和批斗大会一样。诉苦大会是怨妇诉苦,不惜编造和歪曲;批斗大会是泼妇骂街,决不吝惜恶毒和仇恨;最后必然发展为暴力。而当发财致富代替阶级斗争,实用主义的利益至上代替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理想,犬儒化的精确计算代替了愚昧者的盲目战斗……之时,美国也由帝国主义变成了霸权主义,对美国的仇恨也由发誓消灭帝国主义变成了对财富和强大的既羡慕又嫉恨,变成了一边大骂美国,鼓吹超限战对付美国,一边想去美国镀金,挖空心思搞绿卡弄护照,利用国际大资本发财并把财产转移到西方。

“怨妇”们得内心里层层淤积起仇恨,塑造出一种变态而懦弱的人格:不是基于正义而是基于个人的恩怨,不是来自爱而是来自恨,不是寻求平等对待而是想做人上人,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加入竞争而是嫉妒他人的成就,不是敢于反抗每天发生身边的邪恶而是对遥远的国家进行疯狂的诅咒。如今,这类怨妇和泼妇在利益至上的毒化下,不再具有毛时代的愚忠式的朴素和发自内心的仇恨,而是逐利时代的小人式的狡猾和作秀式的撒泼耍赖。

中共执政后很少有善待自己人民的时候,遭受独裁政权的野蛮压迫的民众,选择摆脱贫困和弱小的首要出路,不是甘愿接受独裁者和恐怖枭雄的妖魔化灌输,把一切责任归罪于虚构的外部敌人,把仇恨发泄到别人头上,而是奋起推翻本国的独裁者。而当民众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认同和服从独裁者时,那么,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无家可归的悲惨处境,被杀戮、被奴役、被歧视、被剥夺的非人生活,便永远没有尽头。主要的罪责固然要由独裁暴君来负,但民众的愚忠、软弱和无奈的驯顺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2001年10月1日于北京家中

编者注:此文选自“刘晓波:《单刃毒剑》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