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接受“四个伟大”的狂热崇拜,并自以为毛泽东思想可以拯救全人类?邓小平为什么有“总设计师”的头衔,并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十三亿人必须高举的伟大旗帜?邓小平为什么被歌颂为“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并竭力把邓小平学说奉为全中国的指导思想?最直观的回答是长寿的独裁制度使然,但在底层支撑着这一制度如此长寿的,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性格——世俗化狂妄。这种世俗化狂妄表现为整体的民族意识是“天下心态”,表现为个体意识是自我崇拜,二者的共同特征是目无神圣,是世俗之人的自我崇拜,把抽象的群体(国家、民族、人民、政党等)神化为最高利益,把帝王神化为救世主,把权杖意识形态神化为先知预言或上帝福音。古人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的自负,那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北海泛于侧而不惊”的大话,活现出汉民族的狂妄传统,是怎样培育出“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矮子”。

而在被基督教传统渗透的西方文化,孕育了两种意识:一种是人神之间的绝对不平等关系——人仰望而神俯视;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与神之间、天国与俗世之间的界限是不可跨越的,世俗之人再伟大也无法与神平起平坐,只要活着,任何人也无法进入天国。而人与人之间在权利上尊严上是平等的,任何人(包括帝王和主教)和任何组织(包括政府和教会)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或破坏这种平等关系。建立卓越功勋的帝王和发现伟大真理的贤哲,只要一走进教堂,其地位与普通的平民一样,皆是上帝的子民,必须在敬畏和谦卑之中向上帝仰望、祈祷、忏悔。正是这两种意识,既保持了深邃丰厚的宗教传统,又催生出近现代的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

基督教的原罪理论认为:人的最大、也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就是目无上帝的狂妄,也就是人的自我崇拜。这种原罪意识的另一面,乃是西方人对人性弱点的清醒意识,也就是人性的“幽暗意识”,这在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得到了直入人性深处的表达。尽管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人的解放,是政教分离,是世俗权利对神权的独立,是神的隐退和人的凸现,是宗教的在科学的进攻下节节退守,但是,这仅仅是相对于政教合一的神权时代所言,而决不是让人僭越上帝,更不是从对神的崇拜转向人的自我崇拜。事实上,自文艺复兴开始,当教会权力逐渐淡出世俗社会之后,西方人对上帝的敬畏和谦卑依然。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无知的。

西方的近现代大哲们,在推动精神世俗化运动的同时,更推动着对人性弱点的自觉意识,霍布士的“人对人是狼”、休漠的“无赖说”,康德划出的认识界限,哈耶克指出的“致命的自负”……皆是把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大写之人”还原为有限的“小写之人”,是对人的自我崇拜之迷思的破除。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福科宣布了“人的死亡”。同样,在日常生活中,不要说信徒的宗教活动离不开对上帝的祈祷,就是总统就职、法庭作证和国家认同等完全世俗化的行为,也都要高声念诵“在上帝之下……”的誓言。因为对上帝的崇拜是在爱的驱动下人与人之间的凝聚,这种爱的力量表征着一种绝对价值,使人性具有了抵御兽性之恶的终极尺度。离开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崇拜,人性就将失去向善的根本动力。

而在中国,千年不衰的专制和独裁之下的人性根基,是国人的自我崇拜以及权力狂妄,崇拜权势不过是自我崇拜的投射而已。所以,中国文化及其制度的暴虐,中国的贫困和愚昧,决不只是被崇拜的一、二个专制暴君的罪过,也不仅仅是孔、孟的罪过,而是国人亲手制造并加以维护的,是每个国人的自我选择,是全体国人选择了政治独裁和思想专制的高度合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大地上所发生的千年不绝的悲剧都是由国人们自编、自导、自演、自我欣赏的。祥林嫂和阿Q的死最典型地表现了国人的死亡方式——暴虐的他杀背后是盲目的精神自杀。奇怪的是,几千年来,国人们从来没有扪心自问:在这场延绵几千年的大悲剧中,我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我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自我崇拜的另一面是无自省的传统,是逃避个人责任,而当每个人都把灾难的责任推卸给外在因素时,具体的责任就被抽象化,进而出现令人震惊的责任真空,没有人应该对灾难负有责任。从屈原的《天问》就开始了瑰丽多彩的自我崇拜。被国内评论界公认为最具怀疑精神的《天问》,其怀疑精神只是表面的,而深层意识则是以提问的方式来继续发泄《离骚》式的“不得帮忙的不平”。屈原在《天问》中提出那么多问题,无一是指向自身的,而都是对自然、社会、历史这些外在因素的提问,它在实质上与《离骚》中对昏君、奸臣、小人的指责毫无区别。《天问》中的屈原和《离骚》中的屈原一样,怀疑和诅咒身外的一切,但是惟独赞美和坚信皇权本身与自己的人格。“举世皆醉我独醒”是屈原的全部作品所标榜的自我评价。尽管屈原的自我狂妄与楚怀王之权力狂妄之间,有朝野之分和主奴之分,但在自我意识的昏庸上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

可悲的是,这种不敢自我提问、自我怀疑、自我负责的民族劣根性,在每一次大灾难过后都会有淋漓尽致的表演。当代国人熟悉的历史,自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人的丑陋表演。每个人都以“受难者”或“反抗者”的身份来诅咒“四人帮”,来赢得同情或赞美,来洗刷自己或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似乎在这场浩劫中人人都洁身自好,而在浩劫过去之后,人人都对自己崇拜有加。直到文革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才有少得可怜精神忏悔(韦君宜、李慎之等老先辈对一生的自省,徐友渔对自己的文革造反生涯的忏悔性记忆……等),而在那些文革中参与打砸抢的老红卫兵们,那些作为独裁者及其小集团的御用文人的笔杆子们,非但不做忏悔,反而找出种种借口为当年的行为辩护。国人从来没有个人的自省和忏悔,无法意识到:中国历史上的个人崇拜之如此盛行,就在于每个国人对自身的无条件自我崇拜,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顶顶纯洁无私的人,不敢正视人性的弱点和自己的错误。这种道德狂妄象权力狂妄一样可怕,皇权在中国的长期延续,是因为每个国人都有强烈的皇权欲望。正因为每个人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难以根除的个人崇拜;正因为每个人都想龙袍加身,所以才有不衰的皇权。只要这种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不彻底改变,统治阶层的更替根本无法改变皇权的性质和个人崇拜的产生。

进入现代极权社会之后,所有的极权主义者都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的信徒,宣称自己的思想是最科学的思想,并以科学之名扼杀一切信仰。这绝非科学本身错了,更不是宗教错了,而是科学时代的惊人成就鼓荡起人的狂妄,理性便僭越了一切而成为绝对权威,象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那样。换言之,极权主义是无神论者把科学绝对化庸俗化权力化的灾难,是科学被权力狂妄者利用来证明狂妄有理的灾难(每个时代的独裁者都会利用那个时代的社会常识,来为自己的权力狂妄着辩护),是做不了上帝的人却非要充当上帝而导致的灾难。

自我崇拜,决不是个性意识和独立意识,而是庸众意识和主奴意识。

个性意识和独立意识在哲学上是“认识你自己”——在自我确立的同时进行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在伦理上是“自律自治”——在自我选择的同时自我负责,特别是敢于对自己的错误负责。而狂妄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恰恰相反,它只确信却不怀疑,它狂妄地虚构出人格神和人间天堂,然后把决定权全部交给个人之外的领袖、政党、国家、人民、理想,因而也同时把一切责任推卸给外在因素。因此,国人的人格素质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决定论的。而不敢自我正视、自我怀疑、自我批判和自我负责的民族永远不会自强。

人的谦卑,人对上帝的迫切呼唤,乃源于人对本来世界的神秘性所知无多的个人体验,基于这种令人惊奇而又困惑的体验,人性便拥有祈祷或敬畏,对某种在经验之中而又难以捉摸的绝对之物的默默尊敬,并在谦卑感的引导下履行个人的责任和良知。而任何忽略它、用人的妄想取代它,进而试图通过制定人为的计划而控制它,都会因狂妄自大而形成自我崇拜,最后借助于权力和愚民来把自己提升到万众之神的位置。狂妄者所希望的一劳永逸或全盘解决,无一例外地走向毫不留情地取消个人的知识和权利,窒息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新能力,痉挛般地嘲笑世界和生命的神秘性以及人的谦卑感。他们取消其他的个人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绝对权力,他们对世界神秘性的嘲笑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最大的神秘,他们取消上帝是为了以俗世上帝自居,他们以无神论自傲是为了被奉为人间之神。

所以,凡自我崇拜的人,都绝不允许别人说“不”,他们所固守的制度和理论,自然也绝对不能容忍说“不”,而不允许别人说不的人恰恰是最软弱的,因而也是最野蛮的。正因为软弱,才只能借助于暴虐的权力或个人暴力来维护自我崇拜,来封住别人的嘴巴、割断别人的喉咙。如果说,西方思想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向自我崇拜的形而上学说“不”的历史,是拨开思想迷雾还人以本来面目的历史。那么,中国思想则一直停留在自我崇拜之中,中共执政后制造的“伟大光荣正确”又把这种自我崇拜的传统推向极致,今日江泽民政权自我加封的“三个代表”,仍然延续着这种自我崇拜。帝王说“朕即天下”,中共执政后的党魁们说:我最伟光正,我代表最先进、最广大、最正确……,故而,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狂妄的自我崇拜的迷思之中。

自我崇拜,绝非人性坚强有力的表现,而是人性懦弱无力的表现,而且是所有人性弱点中最致命的弱点。人有弱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人很自恋,人类需要自我崇拜如同婴儿需要摇篮和催眠曲,如同瘾君子需要毒品一样。如果说,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开始于对自我崇拜的警醒和质疑,而且这是一个日益多元化和不断深化的没有尽头的过程,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个过程就不会终止。而21世纪的国人还没有开始意识的现代化,民族精神的粗鄙也使物质现代化的外观走向恶俗化。

在终极的意义上说,别指望人类会有最终的且是美好的归宿,人一旦离开伊甸园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活着就是流浪,思想本身是精神流浪。人类作为整体,像每个个体的人一样,毁灭就是归宿。在古代,上帝没能中止人的自我毁灭过程;在现代,科学昌盛也不能阻止世界大战和种族清洗、不能阻止法西斯、共产极权、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自我毁灭。神化的人、神化的权力与神化的科学,产生于自我崇拜的宗教化科学化意识形态化。“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并不能为人的生命制造一台“永动机”,“永动机”象形而上学所坚信的永恒动力一样,仅仅是人类之梦。虽然我们不能说“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主张的“宇宙热寂说”(人类末日论)就是最可信的人类未来,但是它作为关于人类命运的有说服力的假说之一,还是值得处在全球性危机中的人类好好想一想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别,并不能确定生命价值的高低,关键在于:敢不敢、能不能正视人的局限和弱点,不断地向伤口上撒盐。即便人的聪明才智和向善本性已经使世界变得更人性,即便人的巧舌如簧能非常巧妙地为人的弱点进行辩护,但是人类曾经犯过和正在犯下的错误,仍然举目皆是。

我讨厌任何本体论哲学,特别讨厌那种把人的命运托付给人间偶像或抽象理念或乌托邦的本体论。因为我从经验中相信: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人这玩意,是双重存在,既是真理的发现者,也是制造谬误的工具。而且,人制造的谬误远远多于人类发现的相对正确,人就是在无数谬误所累积的教训中进行创造,也就是波普尔所说的不断地试错或证伪之中有所发明。不然的话,苏格拉底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莎士比亚也不会借哈姆雷特之口,以极为轻蔑的口吻嘲讽道:人,这点从泥土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对我算不了什么。

人呀,要崇拜,只能崇拜神,只能接受谦卑和敬畏的引导;而千万不能崇拜人,不能强行扮演上帝。人这玩意,一崇拜——无论是崇拜他人还是自我崇拜——准大难临头。

2002年7月31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