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萨之战的打响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北韩核讹诈的步步升级似乎看不到尽头。与此同时,法德俄三国又组成强大的反倒萨联盟,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也不断提供延续核查的理由。在如此格局下,由于中共政权占据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所以,必须同时应对两大危机的布什政府,显然希望得到中共的某种实际帮助。不但布什总统与江泽民通过电话,而且前不久还派国务卿鲍威尔访华,先后与江泽民、胡锦涛、唐家璇见面。但是,江泽民向布什表示应该继续核查和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解决问题,还劝说布什要有耐心,平静地解决国际争端。在江、胡、唐三人会见鲍威尔时,其谈话的口径颇为一致:中共政权最关心的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作为,而不是萨达姆和金正日。言下之意,中共是否在倒萨和北韩核危机问题上支持美国及支持的力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两岸政策。

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和涉入国际社会的不断加深,西方国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将谋求在重大国际事务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江泽民也提出了“大国外交”的战略。然而,面对伊拉克和北韩的危机,中共政权保持了足够的“涵养”,一味韬光养晦而没有鲜明立场,基本上都扮演了低调的敲边鼓角色,既支持法德俄的和平解决方案,又决不会在关键时刻动用否决权而让美国难堪。这一模糊的立场,似乎可以两面讨好,但实际效果却两面不是人,以至于西方同盟内在倒萨问题上已经势不两立的双方,皆对中共的“沉静”表示不满。

美英政要不断表达对中共低调的不满,要求中共对金正日发挥更大的遏制作用。美英媒体也不断批评中共政权: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一致批评中共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暧昧立场,又特别批评中共对金正日政权的宽容态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失大国风范。《纽约时报》更发表弗里德曼的专栏文章指出,在当下的国际局势下,受益最大的是中国,但中共政权却只想占“免费搭车”的便宜,而不想承担大国责任,不肯为世界的稳定出力。

法德媒体也批评中共政权的态度暧昧,既然中共声称与法德的立场一致,为什么不在倒萨问题上加入法德俄的反战联盟?比如法国的《费加罗报》和德国的《法兰克福报》指出,尽管中共的表面立场与法德相同,但在法德挑头反对美英的情况下,中共政权没有做出足够的支持,而是躲在法德俄的背后,发表些毫无实质内容的空话套话。进而指责中共政权压制民间的反战呼声:尽管有左派学者发出反战签名信,但在世界性反战大游行的对比下,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沉寂就显得格外凸出,完全不符合中共政权的反战反霸的一贯立场。

以上两方面的批评,基于美英和法德的不同立场及各自利益,但是二者毕竟凸现了同一个事实,即中共执政的国家机会主义,不仅表现在对内政的处理上,也表现在外交决策上──政权利益绝对优先的实用主义。除非涉及到中共政权的切身利益,中共不会真正为解决国际危机出力。比如,在国际场合,只要涉及到台湾问题或法轮功问题,中共的态度一向鲜明而坚定,甚至不惜耍泼撒野。

中共的御用学者对这种“韬光养晦”的辩护是:1,虽然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的高增长,综合实力也有所增强,但把生产总值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只是每人900美元,别说与超强美国相比,就是与二等发达国家相比,也还差得非常远,无法扮演大国角色。2,急待解决的国内问题太多,不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即便在国际上再风光,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中国政府必须将主要精力和资源用在国内。3,正因为中国还不是世界上的一流强国,也必然不是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国家,至多也就是个区域大国,所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在全球事务上扮演积极介入的大国角色。作为一个还在转型的区域大国,在涉及全球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个基本的态度就足够了。

由此可见,中共外交战略的基石是对实力和利益的评估,而不在乎国际政治中的道义原则,特别是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非但不承认,反而极力反对。至于法德俄主张的“多边主义”与“和平主义”,只要与中共的政权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中共政权的独裁性质,已经决定了它绝非“和平主义”的政权,它几乎每天又在对自己的人民进行恐怖恫吓。

与毛泽东时代那种高调狂妄的输出革命和争当世界领袖的天下主义相比,邓小平时代的现实低调的决不当头的机会主义,确实显得极为明智。在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下,一方面,一党独裁制度在国际上越来越丧失合法性,也失去了强有力的共产同盟的实力支持;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最大自由国家美国和最大独裁国家中国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实力强弱的悬殊,也是道义优劣的天壤之别。江泽民提出的“大国外交”,用来在国际上作秀还行,但对具体的外交决策则没有实质性影响。“大国外交”之提出,不过是服务于他想做“大国领袖”的个人野心,而非中共政权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一旦面对现实中美关系的处理,仍然要以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为主。因为,与美国过不去,就等于中共和自身的政权利益过不去。

六四以来的中美关系,最大的冲突日益向着制度之争的方向转变──自由世界的领头羊和共产独裁的最大残余之间的较力;最大的亲和力是利益互惠,特别是经贸利益。从制度上讲,美国是最爱给中共找麻烦的超强大国,也是中共最为担心推动和平演变的外力,特别是在武器扩散、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无一不涉及到制度之争。所以,中共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反美,而倒萨和北韩核危机正好为其提供了为难美国的机会,中共理应高调联合法德俄来共同对付美国,暗中支持萨达姆和金正日。

然而,从利益上看,中共最看重的,一是巨大的经贸利益,二是政治上的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中共不可能得罪每年都有巨大顺差的贸易伙伴(2002年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经高达1000多亿美圆),不可能放弃美国大公司的巨额资本和最先进的技术,因为那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而国内经济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共赖以维系民意的政绩合法性。中共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台湾、人权问题)激怒美国,因为中美冲突的加剧加深,只能使美国更亲近台湾,那就极有可能使台独真的坐大。只要台独势力获得美国的真正支持,中共即便出于国内的民意压力而动武,也无法打赢台海之战。如此一来,即便不讲国际形象上的巨大耻辱,就是对国内民意也无法交代。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当下中国,中共如果对付不了台独,那它全力维系的爱国政权的道义合法性,也将顷刻坍塌。

更重要的是,在当下的国际社会,孤岛式的独裁制度越来越缺乏合法性,本来就是国内外危机重重。如果再和美国闹僵,岂不是自掘坟墓。冷战的教训使中共学会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精明,中共非常清楚,与美国叫板的法德俄三国,两个是老牌民主国家和美国的盟友,一个是新兴的民主国家并奉行西向的外交战略,三者与美国的分歧再严重,也是同盟内的兄弟之争,决不会走向新冷战。而中共一旦领头挑战美国,冲突的性质就会立刻变成了新冷战。在前苏联帝国解体之后,独裁国家和自由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如此悬殊,道义上的优劣对比更是一边倒地有利于自由国家,如果真的进入新冷战时代,中共政权怕是挺不了多久。另外,新疆穆斯林势力也是令中共政权头痛的重要问题,用支持美国反恐换取打压“疆独”的国际合法性,也是中共的政权利益之所在。

因此,安抚好自由国家的领头羊美国,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乃是决定中共政权的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也是中共在国际关系上的最大政权利益所在。现在的中共寡头们知道,小布什刚上台时明确提出的围堵中共政权的强硬政策,好不容易借助于9.11事件才有所扭转,如此的天赐良机不会总是幸运地落在中共寡头们身上,岂敢再轻易得罪山姆大叔。中共高层在与美国政要见面时,总要重复一句讨好的话:现在的中美关系实在是来之不易。所以,即便鲍威尔不来北京,布什不与江泽民通话,相信中共在安理会上也不会投否决票。

中共政权在全力维护中美关系之时,也会让美国感到中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所以,中共对北韩核危机的消极态度,固然有金正日的穷横本性而不容外人插手的原因,但也不是没有借此向美国要价的意图,要不然,江泽民、胡锦涛和唐家璇,明明知道鲍威尔来中国就是为了萨达姆和金正日,但三人向鲍威尔提出的首要问题却是台湾。言下之意,如果美国的两岸政策令我们满意,我们也会在北韩问题上帮美国一把。正如美国把“疆独”的一支列为恐怖组织,中共在反恐上的合作就积极一样。

至于法德的媒体指责中国没有民间的反战游行,就更是中共的政权利益所致。也许,西方人可能想不明白,为什么口口声声宣称反战的中共政权,却不允许那些同样反战的中国人游行,二者的立场不是完全一致吗?中共到底担心什么?反过来,西方人也可能还不明白,为什么基于利益的考虑而害怕得罪美国政府的中共,让其控制的主流媒体上,几乎是一边倒的反战反霸的声音?

因为,中共掌权不是来自民众的合法授权,而是来自打天下坐天下的暴力革命和独裁统治,中共把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统统置于党权的利益之下,二者并不一致,甚至在根本上就是对立的。所以,这一切的实质,与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人民幸福无关,而仅仅是政权利益使然,中共却总是打着国家、民族、人民的旗号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把“反共”偷换成“反华”。外交上对美国的低调是为了政权利益,因为美国有足够的道义感召力和实力围堵中国;在对内宣传上全力妖魔化美国也是为了政权利益,因为塑造一个外敌可以煽动爱国主义情绪,有利于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维系;不允许大规模民间游行更是为了政权利益,因为,中共一直自以为“伟大光荣正确”,可以强制性地代表人民,而不需要人民有独立的声音,也特别害怕人民的自主表达。一次由官方操控的反战反美游行,不是大问题,但要严防让人民养成独立表达和街头政治的习惯。何况,在当下中国,民间不满的持续积累,已经到了遍地干柴的程度,万一失控,就将燃烧成反政府的烈焰。

中共政权奉行的党权利益至上的机会主义,既不可能让美英政府获得意外的惊喜,也不会给法德俄以实质性支持,实在是国人传统的政治智慧。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来自吴越春秋的“卧薪尝胆”,此策略应用于倒萨问题,也很有点清末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式的聪明。

2003年2月25日于北京家中

大参考总第1863期(2003.03.15)

编者注:原文标有:“送交者:刘晓波 于 Fri Mar 14 21:32:02 2003:”,以此可见,大参考应该是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