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前后,大陆媒体渐趋活跃,特别是广东的三报一刊(《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环球报道》和《南风窗》)、山东的《经济观察报》和北京的《炎黄春秋》月刊、《中国青年报》和《财经》杂志。这些纸媒体一改对重大而敏感的政治事件及高层人事变动保持沉默的积习,开始尝试对重大政治事件(如十六大、伊拉克危机和北韩核危机中的中国外交)的自主性报道和评论,也敢于对高层的人事变动进行分析,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出民间的声音。尽管这类报道的自主性还很有限,主要集中于正面报道,但变化还是明显的。这些媒体尝试从民间角度介绍胡锦涛和其它高官的诸方面特点,从中共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的角度分析金融界高层的变动,邀请民间立场的学者专家解读十六大后的改革走向,特别突出新常委们将面对的诸多困境,高声呼吁通过修宪和政改来化解困境。《炎黄春秋》敢于发表李锐老人的政改建议书,更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换届两会召开前夕,广东的三报一刊大篇幅报道、预测和分析两会,将焦点集中在政治改革上——行政体制改革和人大政协改革。还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在倒萨问题上的民间争论,2月27日的《南方周末》特别将其提升到“超越观点分歧的标杆意义:民间论政”的高度来加以肯定,体现了一种来自民间的参与热情和舆论力量。

这种民间论政,更集中地表现在3月3日的《21世纪环球报道》上(3月1日提前面市)。该报用了5个整版议论政治改革,不仅涉及到两会将出台的改革措施,更讨论高层权力格局和政治民主化。其中,在第12版发表了对“团派”在政坛上崛起的评论《共青团干部集中出任政府要职》。该文具有明显的“力挺胡锦涛”和“褒扬团派”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团派的毫不隐讳的肯定上,更表现在所采访的名单上。

该文以“中央团校培训党后备军”开始,进而以“共青团系统高官跌出”为小标题,具体指出“团派”人马在十六大后的高层人事格局中所占位置,余下是通过采访一些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对“团派崛起”进行评价。受访者认为,“团派”在中国政坛的崛起“符合干部年轻化趋势”,是“一件深具积极意义的政治事件”。他们对“团派”高官的评价是:在做官风格上无官气、平等待人、不整人、团结、谦卑低调;在个人素质上年轻、有知识、有活力、观念新、襟怀开放、全球视野……等等,还在目前的吏治腐败严重的情况下,特别指出:“共青团干部普遍干净”,其中的意义耐人寻味,显然与胡锦涛的“亲民秀”和“廉洁秀”遥相呼应,意在凸现胡锦涛人马的为政清廉。

再看做出如此褒扬的受访者名单,其挺胡的倾向就更为明显。钟沛璋,一位老党员,曾先后任《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团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离休后创办着名月刊《东方》,后因该刊的自由化色彩而被迫停办。但钟老并没有停止对政治改革的呼吁,曾经起草了上海交大同学给江泽民的信件,希望江能用政治民主化来开创“改天换地”的新纪元。何家栋,曾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六四后离职,也是一位坚持大声疾呼政治民主化的老党员。王东成,中国青年干部政治学院(也就是中央团校)副教授,立场鲜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常就热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还敢于在声援刘荻的公开信上签名。康晓光,中共高级智囊,以分析中国社会的稳定前景和主张政治改革行政化而知名。稼祥,即吴稼祥,曾是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高级智囊,六四后被判刑,出狱后集中精力研究中国政治化转的体制架构,并写有大量批评江泽民时代和分析中共高层动态的时评。直到现在,他对胡耀邦仍然怀有很深的敬意。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该报用两大版对李锐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专访分为两大部分,标题分为“我的建议,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扬”和“李锐给中央常会会的建议得正面回应”,并转载了发表于2003年1月号《炎黄春秋》上的“李锐政改建议书”。众所周知,无论是在职还是离职,李锐一向以直率敢言着称且历经磨难,在延安整风、1959年反右倾、文革和六四等政治运动中,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在延安就曾被逮捕审查,还在被囚于秦城大牢7年。他在离开官位后,一直致力于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在六四后的十三年中,面对政治紧缩的恐怖,他仍然直言敢言,与李慎之、胡继伟等老人结成坚定的老年自由派,敦促中共平反六四和尽快启动政治民主化。

在此次访谈中,李锐老人一如既往,显得乐观自信且无所畏惧,他说:“我是倚老卖老。我都86岁了,别人还能把我怎么样?”。李老还透露:自己的“建议书”,不但得到民间的老中青三代的普遍支持,其中的某些建议也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赞同。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落后问题,批评了毛泽东且反对继续神化毛泽东,也批评了发动改革的邓小平违背了自己的政改承诺,还暗示了江泽民的连任军头不合十二大以来的党内规定。在制度方面,他不仅抨击了党权对公检法的统管,也指出“中国的最大危险就是人治”,中国社会健康转型的关键,应该是政治民主化和以宪法来防止权力滥用。

独家采访中的李锐老人说:“现在提出政治文明,值得关注。政治文明首先要遵守宪法,要有言论自由。”“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炎黄春秋》没有挨批评,反受到称赞,希望这也是一个信号,言论有了点自由的信号。”

然而,谁也不敢断定,李锐老人的善意期待能否在未来变成高层决策的现实。

在中国,信号带来的希望,常常仅止于信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次次失望。因为,中共承诺的无信誉是制度性的,有太多的先例可以援引,并非某一弱势党魁所能左右。特别是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在达到最初的巩固权力的作用之后,大都是渐燃渐息,最后变成死灰,沦为对民意的玩弄和亵渎。对高层换届抱有善意期待的民间,经历过太多的受骗记忆,远的有半个世纪前的大鸣大放,中的有邓小平在1980年代对政治改革的承诺,最近的有1998年的“政治小阳春”,仍然记忆犹新。在1997—98年,邓小平去世,中共十五大和九届人大接连召开,标志着江、朱时代的真正开始,特别是朱镕基的诤诤誓言和克林顿访华期间江泽民的开明秀(如首次直播克林顿在北大演讲和江、克记者会),更给了海内外以乐观的期待,加上魏京生和王丹先后被释放,一时间,舆论中弥漫着开放气氛,以至于被誉为“政治小阳春”。但是,“小阳春”持续了不到半年,就随着对“民主党”的严厉打压而结束。等到1999年的镇压法轮功和整肃知识界,大陆又被一片肃杀之气所笼罩。

在此意义上,十六大换届之后,李锐老人在《炎黄春秋》和《21世纪环球报道》上的公开论政,既是中共政权暂时放宽了言论尺度的结果,更是媒体的民间化努力和民间强烈要求政改的象征。而根据以往的经验,谁也不敢预期中共的开明会持续多久,言论的垄断权仍然在它手中,翻云覆雨几乎就是它的本性。但是,可以断定,国人争取自身权益的自发运动,民间急切的政治改革诉求,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非但不会改变,反而只能越来越强烈越壮大。政府进行政改的力度之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压力的力度之大小。所以,在十六大后,就官方及主流媒体释放出的信息对于政治改革的意义而言,或拭目以待或乐见其成或推上一把,都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就是不能过于高估,更不能抱有奢望。而是要立足于民间的自发努力,致力于民间力量的凝聚,使民间空间加速扩张和民间压力不断强化,以至于达到让中共政权必须做出明智选择的力度。

与其等待官方自上而下的恩赐,远不如致力于民间自下而上的争取,自己争来的自由就将永远属于自己。

2003年3月2日于北京家中

附录:

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盼望已久的党的十六大召开了,回顾前瞻,喜忧交集。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之后,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江泽民同志年来几次讲话,提出不少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各方面受到鼓舞。不过,要真正保持稳定,要“与时俱进”、“全球接轨”,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大家都记得,当年在延安他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着名谈话。可惜,他的晚年悲剧正是搞个人崇拜与专权,上下推波助澜,影响及于全党全国,导致十年“文革”灾难。邓小平有鉴于此,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认为“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这个报告被某位领导同志所阻,束之高阁,邓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战争年代,我们倡导过三三制政权。关于党的领导作用,1940年,毛泽东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41年,邓小平撰文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我党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与民主的常识。“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有人闻之沾沾自喜!)”。60年过去了,毛泽东与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仍有现实意义,即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改革几十年的积习,难于一步到位,须分阶段、有步骤进行。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民主化自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关于党的民主化,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干部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是一项重大决策。应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

二、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各级委员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故“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述我以为不甚妥当,应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可如人大、政协,实行代表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在任期内发挥作用。

为了实现党内的有效监督,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或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并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两个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两个委员会之间实施制约和监督。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基础。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实行表决,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所作决定的同时,有权保留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五、党章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宪法也已有相应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现在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有几点建议,其中有的关系到宪法的修改。

一、50年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大大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代表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

二,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我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能及时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辄“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

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各级党的领导尤其不可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司法独立审判应贯彻于整个司法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并建立同选民经常联系的制度,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总之,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如何严格地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这是关系改革和稳定的根本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定。

四,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1956年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派斗争湮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人事制度方面,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陈规。

五、现在已经注意三农问题,农民仍穷苦,增产不增收,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引发闹事风潮,各地时有所闻。村民自治现已推广,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认真落实乡民、村民自治,真心实行政务公开,自我管理,并恢复农会组织,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与此向时,依据纳税人负担能力,大幅度精简各级尤其县以下公职人员。

我今年已满85岁,精力衰退,世事少知,只是“心忧天下”而已。以上所述,如有不当。还望见谅。

(此文为作者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已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